探访维也纳的维森塔尔大屠杀研究所_风闻

 对纳粹屠犹历史及其后续稍有了解的人，多半听说过西蒙·维森塔尔（1908—2005）的大名。他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乌克兰的犹太人，是建筑工程师，二战期间被先后关入五个纳粹集中营，曾越狱又再次被捕，1945年经历了多次死亡行军，是纳粹屠刀下幸存的少数幸运儿之一。战后，这个“命硬”的犹太人积极搜集证据，帮助将多名纳粹战犯绳之以法，还帮助难民寻找失落的亲属。纳粹屠犹的主要执行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隐姓埋名逃到阿根廷，最后被以色列特工抓捕、送到耶路撒冷审判并被处死，维森塔尔在这过程中有一些功劳。在冷战的大环境下，英美等西方大国对追捕纳粹战犯不再感兴趣，而维森塔尔凭借顽强的毅力，冒着极大的风险（有人在他家门外安放炸弹，后奥地利政府派警察全天候保护他家），搜寻和追踪潜逃的老纳粹，将多人送上法庭，包括对超过7万名残障人士实施安乐死的纳粹分子弗朗茨·施坦格尔（Franz Stangl）。维森塔尔因此获得“纳粹猎手”的美名。美国洛杉矶组建了“维森塔尔中心”（Simon Wiesenthal Center），开展追踪老纳粹、教育公众、抵制反犹主义、反对仇恨等工作。

维森塔尔也不乏争议。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Kreisky）指责他的秘密侦探工作类似黑手党行径，说他是窥伺和骚扰无辜人士的犹太法西斯。另外，维森塔尔擅长讲故事，而他讲的很多故事里有虚构和夸大的成分。不过，历史学界的主流意见是，他为正义、和平与民族和解作出了伟大贡献。

2018年3月，我第一次去维也纳之前，对维森塔尔的了解也就是上面这么多。

汤姆•塞杰夫的维森塔尔传记

与我生活的南京相比，维也纳这座城市不大，但国际色彩很浓。我遇到过的出租车司机有波兰人、匈牙利人、伊拉克人、埃及人和印度人。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维也纳居民，说漂亮的维也纳德语，也有的是几年前刚到的新移民。土耳其烤肉小店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店员个个会说流利的英语和德语。一位波兰司机对我说：“我在波兰是工程师，在奥地利开出租车，但薪水比在波兰高。我的妻儿都在奥地利。虽然我不是百万富翁，但在维也纳过得很舒服。”从我作为游客的管中窥豹来看，维也纳街头一尘不染，比伦敦、纽约、巴黎都干净，绿化也极好，难怪维也纳常被评为世界宜居城市。

我住在古色古香的内城区，这里几乎随便拐个弯都能看到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名人故居、博物馆、教堂和书店。维也纳毕竟是莫扎特与贝多芬、茨威格与施尼茨勒、克利姆特与埃贡·席勒的城市。这里浓郁的文化和艺术气息很容易让人沉醉。

一天晚上，我徒步回酒店，偶然发现街边一座建筑门口的牌子写着“维也纳西蒙·维森塔尔大屠杀研究所”（Wiener Wiesenthal Institut für Holocaust-Studien）。此次我来维也纳另有使命，拜访这家研究所不是我的既定任务，但这瞬间激发了我的兴趣。我知道美国有维森塔尔中心，那么奥地利这家维森塔尔研究所是做什么的呢？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和对历史的兴趣，也为了代表我所在的社科文献出版社寻找合作的机遇，我决定第二天上午来探访一番。

维森塔尔研究所入口

维森塔尔研究所外观

次日早晨，我来到维森塔尔研究所门口，正好遇见一位女士要进门。解释来意之后，女士爽快答应带我参观并解答我的问题。进入前厅之后，一位干脆利索的年轻保安将我拦住，问我是否有证件。我的护照放在酒店里了。他坚持必须看到有照片的证件，才允许我入内。女士也爱莫能助。

好在我的酒店离这里不远，于是我回去取了护照，再度来按门铃。这门比较科幻，外层小门打开之后，我进入一个只容一人站立的狭小空间，周边红灯闪烁，可能是金属探测仪。等了片刻，第二道门打开，我才进入前厅。

这时保安迎面走来。他浅金色头发，眼珠颜色很淡，嗓音酷似奥地利的“小鲜肉”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有点可爱。

然后是劈头盖脸的一连串“审问”：“你来奥地利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无携带武器？有无携带可能伤害他人的东西？你的背包里是什么？请把背包打开。背包里的东西属于什么人？是否全部属于你？包里有无不属于你本人的东西？你有无携带信封？你的护照上有阿拉伯国家的签证，你为什么要去那里？你在那里认识的人，现在还有联系吗？”

听说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海关通关也是这样声色俱厉的盘问。我没去过以色列，请大家证实或证伪。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种阵势，虽然良心坦荡、对答如流，但我还是出了一头汗。

保安小哥最后总算满意，指示我登上一台电梯。电梯上升途中，我看见墙壁的一部分被玻璃罩起来，里头是一堵饱经风霜的砖墙。后来得知，这是维也纳古城墙的一部分，成了这座楼房的一部分。

研究所内部窗明几净，设计简约优雅，很现代化。来到刚才见的女士的办公室，交换名片，得知她是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格丽塔·安戴尔（Greta Anderl）之后，我忍不住表示：这个保安太厉害了，一定很专业吧！

安戴尔哈哈一笑：“把你吓着了吧？他是最凶的一个。”

为什么研究所需要如此严密的戒备？是否紧张过度了？安戴尔解释，研究所确实受到一些威胁，因为如今奥地利右翼、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抬头，常有人在研究所外围观、大呼小叫、污言秽语，咒骂研究所内的犹太人。其实研究所内的工作人员和学者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刚才那位保安是维也纳犹太人社区（Israelitische Kultusgemeinde Wien）出资专门为研究所聘请的专业人员。如果去维也纳最大的犹太教会堂——城市会堂（Stadttempel），那里的安保会更严格，因为那里曾遭到某宗教的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和枪击，造成多人死伤。

反犹主义？在今天的奥地利？这听起来难以置信。安戴尔淡淡地说：“有些人就是无知。”

这就谈起了研究所的一项重要职能和使命：教育公众。安戴尔认为，在奥地利，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教育还不够，还有很多年轻人对此很无知。研究所的教育手段，一方面是请专家学者做公开的讲座；一方面是组织公共活动，比如2018年6月21日—28日将在维也纳举行“为了防止遗忘而书写”（Schreiben gegen dasVergessen）活动。这有点像行为艺术，要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写下66000个遇害的奥地利犹太人的名字，并专门拍摄一部纪录片。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此次活动。

维森塔尔研究所于2009年正式组建，维森塔尔在世的最后几年也参加了研究所的构想和筹划。研究所的经费一半来自维也纳市政府，一半来自奥地利联邦政府。研究所最大的亮点就是储存和保管了维森塔尔及其同僚收集整理的关于大屠杀行凶者和受害者的大量档案，这些如今都是宝贵的史料。可惜我到的这一天是复活节假期前的最后一天，研究所的很多人都休假了，包括档案员。没有钥匙，所以我没能进到档案室去。不过，在档案室的门口，可以看见里面整整齐齐地堆放着许多箱子，架子上也摆满了文件夹。

有了史料，还需要有研究者。研究所每年都招募两名高级研究员（教授级别）、两名研究员（已有博士学位）和四名初级研究员（博士生），为其提供经费，让他们在维也纳待上六到十一个月，来查阅研究所的档案，从事研究工作。安戴尔介绍说，每年申请该项目的人都有一百多人，所以竞争很激烈。并且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在挑选研究员时，会特别强调国际化和跨学科性。

这一天上班的研究员只有两位，一位是来自瑞典马尔默大学的弗雷德里克·林德斯特伦（Fredrik Lindström）博士，他目前在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是1960—1988年奥地利对纳粹屠犹的记忆和历史书写。和这位文静的北欧学者打了招呼之后，我和另一位研究员，年轻的维也纳大学博士生玛丽安娜·温德施佩格尔（Marianne Windsperger）聊了起来。她是比较文学专业学生，原本学罗曼语言，后来对意第绪语产生兴趣，博士论文写的是布科维纳的意第绪语文学。布科维纳地区（Bukowina）曾属于奥匈帝国，今天分别属于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一种语言，用希伯来字母书写，但语言主体是中古德语，混有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词汇。有意思的是，她是在纽约学的意第绪语，因为美国的一些犹太人社区还保留了这种语言，而因为纳粹的屠杀，说意第绪语的人在欧洲已经不多见了。

除了档案馆还有图书馆，收藏的书籍以英文和德文为主，也有不少东欧语言的书籍，如捷克语、波兰语和俄语。我偶然在这里看见了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的新书《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我们》（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该书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

图书馆

研究所定期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做学术报告，称为“西蒙·维森塔尔讲座系列”。安戴尔告诉我，研究相关历史的几乎所有顶级学者都来过研究所做报告，包括齐格蒙·鲍曼、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汤姆·塞杰夫（Tom Segev）、保罗·夏皮罗（Paul A. Shapiro）、沃尔夫冈·本茨（Wolfgang Benz）等。这些人都是大屠杀研究的顶级权威。有意思的是，隆格里希与安戴尔曾是恋人。

讲座厅

研究所有一个有趣的面向公众的在线平台叫做“Ns-quellen”，奥地利人可以在上面查阅资料，看自己的家族和亲戚在纳粹时期的经历是什么，有没有受害者，有没有施害者；自己住的房子在纳粹时期的经历是什么，是否是从犹太人手中没收的。

研究所还经营一种在线学术期刊，叫做《大屠杀：干预，方法与文献记录》（Shoah：Intervention, Methods, Documentation），英文缩写正好是Simon，即维森塔尔的名字。

研究所的底楼（奥地利和英国一样，把一楼叫底楼，把中国的二楼称为一楼）是维森塔尔博物馆，面积很小，保存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维森塔尔穿过的衣服、用过的手提包和手枪，还有全世界人给他写的信。其中有封信很有趣，是1976年一位纽约布鲁克林犹太人学生写给维森塔尔的，信中付了五美元，算是对维森塔尔工作的支持。纳粹猎手显然没有舍得花掉这五美元。

美国学生给维森塔尔的信和5美元资助

博物馆内

博物馆内的地图，标示纳粹时期一些重要的集中营

博物馆内展品

那么维也纳的维森塔尔研究所和洛杉矶的维森塔尔中心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呢？安戴尔介绍说，美国的维森塔尔中心主要是从事政治活动，比如搜寻老纳粹的踪迹、帮助大屠杀受害者家属、纪念大屠杀、抵制反犹主义等。而维也纳的研究所是纯粹的学术机构，保存和管理档案、提供经费给学者做研究、从事公共教育等。洛杉矶的中心曾保存维森塔尔的部分档案，但这些档案如今全部转移到了维也纳的研究所。

    向安戴尔和两位学者道别之后，我回到底楼的前厅，准备出门，回头与保安小哥挥挥手。他从电脑屏幕前向我点了点头。走到维也纳内城区的大街上，看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来来去去。街边有一家专营波斯地毯的商店，但店里播放的音乐是《蓝色多瑙河》。

维森塔尔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曾说：“我比纳粹们活得久。如果还有一些老纳粹还活着，也太老了，太虚弱了，不能接受审判。我的工作完成了。”追捕和审判纳粹的工作或许是结束了，但种族主义、无知、偏执与仇恨仍然是今天世界的梦魇，甚至中国这样在二战期间帮助过犹太难民的国家里，也常听到可笑的奇谈怪论。维森塔尔研究所的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仍然急切需要探究历史真相、铭记历史。

维森塔尔的公文包

维森塔尔接受采访的纪录片

维森塔尔用过的笔记本、放大镜、枪套

维森塔尔用过的物品

与安戴尔和温德施佩格尔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