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还会继续说孔子曰吗？_风闻

西方还会继续说孔子曰吗？

  明朝嘉靖年间，也就是王阳明老去、海瑞罢官、唐荆川、戚继光、俞大猷一众总兵官剿倭寇的年代，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完成《亚洲史》1——3卷，把中国的情况向欧洲作了介绍；

1585年（明万历13年），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

这是郑和开辟新航路之后，欧洲人记述中国资料的最早的历史书籍，由此揭开了东方思想、中国文献传递、播撒到欧洲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注释了《四书》，撰写了《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655年，清朝顺治十二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在其《中华帝国史》的著述中，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

1661年，清朝顺治十八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

1687年，清朝康熙二十六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

1697年，清朝康熙三十六年，英国学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他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顺应自然。

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穿着一身清朝官员朝服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从中国归来，在欧洲出版了《中华帝国史》，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记述。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白晋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两个深藏易学秘义的图像带回欧洲，引起了当时正为创造乘法机而冥思苦索、无路可走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的极大兴趣，他发现，八卦由坤卦经艮、坎、巽、震、离、兑到乾卦，正是由零数到七，这样八个自然数所组成的完整的二进位制层数形。八卦中的“一”叫做阳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1”，而八卦中的“--”叫做阴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六十四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制数形，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这些启迪他完善了二进制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计算机原理“数学二进位制”，为发明电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700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出版了《中国现状新志》和《论中国礼仪书》两本书。 向欧洲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现状。

 中华文明、东方思想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叶的欧洲，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浪潮。包括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黑格尔等一批重量级的欧洲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在热切地学习、研究中华文化。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传播，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思想家在罗马教廷的宗教黑暗统治下寻求光明的思想，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东方思想的传播，让欧洲人首次对自己此前所认知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

西方人发现，原来我们一直所信奉的宗教并非为中国人所认同、信奉，基督教只是影响到这个世界较小的一部分人。

古老而强大的中华帝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其人口总数甚至比整个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中国人不信奉基督，然而却比欧洲更加富裕、强盛和文明，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件啊。

西方人首次发现，没有所谓神的启示，中国人竟然也可以理性、强盛而富足地生活着。在西方帝国的统治者们主要依靠宗教权威来威吓统治的时候，中央之国的君主，却在运用理性的道德权威来治理国家，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中国的道家思想、儒家学说、世俗皇权都一致提倡、尊崇天道天理、施行道德仁义。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儒家的道德伦理治国，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远远比西方的贵族骑士世袭制度更为先进。

中国的各个王朝，自汉代以来，即注意在全国各地求取选拔人才，共同参政。王朝政府的大部分组成官员，都是原本来源于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讲究举贤任能。政府官员来源于社会，政民一体。

这些发现，在欧洲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于反抗当时西方宗教的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儒家学说关于人性、道德和自由的论述，更是对基督教中的神权统治的强大反制。

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初期，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起到了极大的启迪与推动作用，沉重地打击了罗马教廷的权威，为西方世界的思想启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装与文化养料。

于是，一场无法遏止的思想解放的大革命，在欧洲各国如火如荼地迅速展开。

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老子的道家思想、孔子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的易经、悠久的中华历史、华夏的风俗礼仪，一时都成为西方人学习研究的对象、谈论的话题、崇拜的偶像，和创造的灵感。

仅十八世纪的前期，欧洲一共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政治、社会、风物的著作近600部。在郑和新航路开辟之后，经过两百余年不断地传播和酝酿，中华文明、中国思想终于在十八世纪的西方，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

西方的思想家，直接运用学习到的中华文明东方思想作为武器，对中世纪基督教的宗教神权，发出了一轮又一轮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这场十八世纪的西方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国家现代文明的基础。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他大声疾呼法国社会要“全盘中化”，向中国学习！全面引进、施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伏尔泰对中国的道德与社会制度非常向往，对中国文化的宗教观表达了倾慕与赞赏，对西方基督、神学统治进行了大力的抨击。

他由衷地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力的思想，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这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对于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生活，他感到非常的遗憾。

伏尔泰最为崇拜的人是中国的圣人孔子，他认为孔子是全部世人，包括西方人唯一的师表。伏尔泰把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在自己的礼拜堂上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适合理性的人们去学习，用以指导人生和社会治理。伏尔泰提倡以中国的文化为标准，以中国为理想国，将全欧洲进行彻底的改造。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他发出赞叹：“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伏尔泰认为，理性精神就存在于中国思想。他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伏尔泰还以中国的治理模式为范例，揶揄欧洲的国王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

国哲学家霍尔巴哈说：在中国，道德成为唯一宗教。他主张，欧洲国家应该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以中国思想的理性道德观念，来代替基督教神权观念。霍尔巴哈宣称，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楷模。法国要想繁荣，就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来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他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

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信奉自然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具有悠久而独立的历史传承。莱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计算机语言的基础。他认为，正是中国的思想，才得以使欧洲觉醒。

英国科学大家李约瑟认为：“当吾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法国学者Isabelle et Jean -Louis Vissiere写道：“世界史是随着中国而开始，文化、科学、和艺术也是随着中国而发明的。

中国的优越性在所有的领域中都闪闪发光，如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中国几乎在我们所知甚少之前，就发明了所有的艺术。……中国经过科举制而选拔的官吏是一批真正出类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宗教哲学的占有者。”

在中世纪的欧洲，官员们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很多国家、城邦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别说什么文官制度了。直到1731年，中国的这一套行政治国之术被英国全面学习、模仿。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黑格尔认为中国政治公平而高效，是欧洲人学习的榜样，他写到：“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

一代雄主拿破仑高度评价中国及中华文化，他说的“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已经成为举世皆知的名言。法国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了1795 年宪法。而在1998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写进100多个宗教组织共同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纲领。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法制、和平”这些理念都是产生于西方的，是欧洲将现代文明传到黑暗落后的中国的，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仔细梳理历史的真相后，将会发现归根结底，“自由、人权、博爱、法制、和平”这些理念的产生，都是来源于中华文明，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

“自由”、“人权”的观念来自于儒家学说里的“仁”的思想。仁的内容包涵甚广，核心是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要求人们互存、互助、互爱，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说。儒家思想里的“仁”，包括君王、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德性与德行。孔子教导仁义，主张用道德来教化百姓，引导人心，修行品格。

还有: 西方人经常会来一句“孔子曰”，但往往都是硬按在孔子头上的，这已经成为西方人的语言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