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494）美国战俘肯尼斯·伊顿的回忆录_风闻

肯尼斯·伊顿，美国陆军第二师第九团坦克三排机枪手。在第四次战役中，他所在部队遭到志愿军伏击，3排的四辆坦克只有两辆逃了出来。

伊顿的坦克被击中。他记得当时炮手在大喊：“他们在用反坦克火箭筒打我们！”车长喊道：“不可能！他们没有那玩意儿！”

伊顿从着火的坦克中爬了出来，他没能搭上后面赶来的排长坦克，被俘了。

此时的伊顿精神高度紧张。自从到朝鲜半年多，他已经见证了无数的惨剧。早在跟随第八集团军追着北朝鲜军队打的时候，走在大部队前面的他们就见到过不少反绑的美军被仰面打死在自己挖的坑里。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十几到几百人被打死，包括南朝鲜兵、老人、小孩。

不过当他发现俘虏他的部队是中国军队时，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几个小时后，50多个俘虏被集结到山坡上。在这里，他遇到了负伤的弹药手马文。一个翻译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小册子。

“我们不会虐待你们。我们会给你吃的穿的。投降吧，你们赢不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俘虏们没有吭声。

被押送的过程中，伊顿发现了车长口中“不可能存在”的那玩意儿——中国军队手中的火箭筒，是货真价实的美国货。

他给腿和屁股被打穿的马文包扎伤口，这让看守觉得他可能是卫生兵，便让他给所有伤员包扎了一下。

中午，看守提来了一桶稀饭。美国大兵们还没确认是什么东西，南朝鲜兵一拥而上拿手捞着吃。一个美军好不容易挤了进去也捞了一把放进嘴里，然后就吐了出来。这种浪费粮食的行为使得看守给了他几脚。这可是他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口粮。挨踹的美军并不服气：“我还必须得爱吃这糟糠吗？”

不过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爱吃吃，不吃饿死。

那玩意儿是高粱米，南朝鲜兵和中国人觉得是好东西。对于美国人来说，和鸡饲料没啥区别。美国人的肠胃根本消化不了这种极为陌生粗糙的粮食。

翻译说要把他们送到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四个星期考试之后，合格者会被放回去。

有人问可以写信吗？翻译表示不清楚。

一个嘴欠的二逼问道：“你们为什么要送我们去学校而不像以前那样杀死我们？”

所有的美军战俘刀子一样目光齐刷刷地定在了这个傻逼身上，恨不得把他嘴撕烂。

“我们不枪毙俘虏，除非是顽固不化的资本主义脑袋。”战俘们这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自己应该够不上是顽固不化的资本主义脑袋。

志愿军看守们反复告诫俘虏看见自家飞机的时候不要显得过于兴奋，不能出来，不能乱跑，否则开枪。

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人看见飞机飞来时候的激动。他们像见到娘家人一样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不顾看守让他们卧倒的命令兀自在那嗨个没完。直到俘虏中的军官提醒他们，听中国人的话，飞行员在天上根本分不清敌我的时候，那些人才安静下来。

然而还是晚了，在那群乐子人的“指引”下，美机对这支队伍往返轰炸扫射了三次，第一次就炸死了6名俘虏。

这些美军俘虏从不一样的角度感受到了自家空军的强大威力，这次没人再抱怨昼伏夜出的行军了。

一天，他们住在朝鲜老百姓家的暖炕上，觉得小米饭还不错，加点盐就更好了。伊顿拿着马文的钢盔，领到了两份饭。

又有一百多俘虏加入了他们，有的来自骑一师，有的来自二师，有的来自海军陆战队。各路残兵败将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总结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军队向南推进了40-50英里。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战俘们被允许出来活动，看守们开始做饭。只有两顿饭，因为只能在飞机看不见烟的时候做。另外，村子里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村里什么都没有，大家就没得吃。翻译再次强调了不允许战俘偷老百姓家的东西。

“我们的戒指会被拿走吗？”

“我们不会拿你们任何东西，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不拿俘虏的任何东西。我们要让你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

晚上的行军大部分时间走小路。但有时候也不得不走大路。夜间的大路交通非常繁忙。伊顿记得来来往往的中国士兵身上大多都有两个干粮袋，一前一后地背着。每人有一个杯子，每人都有火柴。他们吃饭的时候烧点水和着干粮吃。俘虏们通常早晚各一勺高粱饭，村里没有粮食的话就饿着。每天夜里走15-20英里。

有的俘虏趁看守不备会打路边的骡子车的主意，因为上面装满了干粮袋。他们趁人不备拽下来一个放在大衣里边，发现是看守们吃的那种粉状食物，大概是黄豆粉和米粉，得用水煮来吃。他们觉得味道还不错。伊顿也分到了一点，他觉得和没啥味道的花生酱差不多。

看来这个应该就是炒面了。

不过，要是被发现，他们就会挨揍。

俘虏们后来学聪明了。进入朝鲜老百姓的家后，他们一边转移看守的注意力，一遍绕到房后和地窖，往往能够发现一罐咸菜或者一坛子泡菜，有时候还有黄豆酱，还有盐巴。牛棚上还可以找到晒的烟叶。盐巴和烟叶往往会成为俘虏中间流通交易的硬通货。

伊顿被安排在有很多房间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眼疾手快地收集了一堆稻草铺在了地上，算是有了“床”。他想去另一间屋子找金要点烟抽。他刚要起身，一个黑人战俘说：

“我可以用你的稻草盖一盖吗？太冷了，你回来我就还给你。”伊顿答应了。

这时候，飞机的声音出现，大家都紧张起来。

伊顿找到了金，本来想让他帮着一起照顾马文，但是金看上去非常虚弱。金给了他烟叶，伊顿从门上撕了条纸，俩人开始抽烟的时候，飞机的扫射骤然降临。

因为中国军队不拿俘虏们的个人物品，因此，一个叫做巴登斯的美军战俘留了一块小镜子。他就用这东西给天上的美军打信号。伊顿一直到晚年都记得巴登斯这个蠢货。通常美军飞机只扫射一通就走，但因为镜子的原因，美军机队对这里来来回回犁了三遍。

草顶的房子没有任何防护作用。俘虏们顷刻之间伤亡惨重。25人被当场打死，25人受伤。那个黑人战俘不幸死在了那堆稻草里。如果伊顿没有出去找烟抽，死的就是他。

晚上，看守把大家集合起来。翻译告知俘虏们伤员将被留下。因为他们还要走很远，伤员无法完成这段路途。

俘虏们的内心翻江倒海，但没有人说话。他们担心伤员会被中国人打死。

伊顿不得不与马文告别了。一直因为这个事情忐忑不安的伊顿在40多年的聚会后见到了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马文和他的妻子。马文回忆，这些伤员们在得到中国人力所能及的救治之后，等到了美军的到来。

俘虏们在昼伏夜行中过去了很多天。

越来越多的美军俘虏因为无法适应粗粮，以及饮用朝鲜人用来灌溉，里边充斥着粪便的地表水等原因失去了性命。伊顿发现黑人比白人更容易生病，200多磅的一个黑人大兵，说死就死了。一位美军军官认为他们习惯了土豆牛肉的肠胃无法吸收草食及粗粮的营养，胃里没有多少吸收谷类的酶。而南朝鲜的俘虏们相比之下情况就好得多。

他们的住宿情况也颇为糟糕，要寄宿在民房中。往往30多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屋里很快就臭气熏天。有次飞机来的时候，他们还被藏进了苹果窖里。

冻伤也急速蔓延开来，不少人冻得发黑的脚趾不得不被截掉。

三天后，俘虏们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在这个破地方住了这么久。他们被告知：由于美军轰炸这里的桥梁，导致他们无法过河。但今天必须走了，因为他们已经吃光了村里的粮食。修桥部队会在今夜全力修桥保证他们通过。

夜间，俘虏们顶着“娘家人”的照明弹和轰炸拼命过桥。在被轰炸激起的冲天水柱和桥板碎片中，他们爆发出了极大的求生欲，不仅一口气冲过了桥，甚至还爬上了对面陡峭的山崖，随即一头扎进山谷里。

队伍还在扩大。这让俘虏们非常沮丧。

一天，这支800多人的队伍住进了一个相对又大又富裕的村子。村里的男女老少纷纷出来看西洋景，有的指指点点，有的推推搡搡吐口水。在日本服役过的伊顿遇到了一些懂日语的朝鲜百姓。美国人会说日语让这些朝鲜人很惊讶，更惊讶的是这群美国人居然也有父母妻儿？善良的他们给了伊顿和他的难友们烟抽。这让俘虏们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人类群体。

伊顿悄悄地写了一张小纸片：“我叫肯尼斯·伊顿。我的军牌号是xxxxx，我是二师九团的坦克中士，请我的指挥官转告我的父母，我被俘了，但我还活着，请他们不要担心。请不要用飞机打我们了，白天中国人把我们与他们混在一起，你们打死了我们自己人。”

每次再见到同情他们的朝鲜百姓，伊顿就会悄悄把纸片递给他们。他先后写了三十多张。其中有六张被他的母亲收到。

一批新的俘虏加入进来。伊顿遇见了一个熟面孔，车长莱蒙。这两位老搭档决定逃跑。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这俩货行动了。趁着上厕所的空档，他俩一连翻过了好几个山头，看着下面的一个村庄，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抽烟吗？”

俩人对视了一眼，然后爆发出一阵狂笑。一切的寒冷和饥饿仿佛都烟消云散。

爱笑的男孩通常运气都不会太差。很快，进村觅食的他们遇见了最不想见到的人——两名朝鲜人民军。

毫无悬念，两名美军被打了一顿。之前志愿军从来没碰过一下的所有首饰打火机钢笔等物品被洗劫一空。最后，俩人被捆起来塞进了牛棚里。

一支路过的志愿军运输队救了他们。带队的干部斥责了两名朝鲜人民军，把他们的物品全要了回来。两个人开始跟着这支运输队。期间，他们吃到了宝贵的白米饭和来自一位朝鲜阿妈妮的整整一罐炖牛肉。

好景不长。

那两名被崩了一脸的朝鲜人民军遇到了那支好几百人的俘虏押运队伍，怨气冲天的两名朝鲜士兵极为精确地将伊顿和莱蒙的行踪告诉了他们。

看守们很快便把正在旋大米饭的伊顿和睡大觉的莱蒙强行“入列”了。由于莱蒙是上士，军衔比伊顿高，于是莱蒙又被打了一顿。

充满苦难的行军再度开始。

由于食物的极度匮乏，俘虏们开始打起了牛粪的主意。他们扒开一坨又一坨的牛粪，寻找里边没消化的玉米粒吃。

“有点酸，还挺好的。”他们后来回忆道。

不喜欢吃牛粪的伊顿又跑了。

为了不连累别人，这次他是自己跑的。

运气爆棚的伊顿自由了大概24个小时。然后他又遇见了最不想见到的人——朝鲜人民军。

对方只有一人，还想抓活的，这给了伊顿可乘之机。在逃跑中累得头晕眼花的伊顿看见追他的那个朝鲜兵已经有了三个影子，他对着中间那个把石头砸了下去。

他干掉了这个敌人，还缴获了满满一盒饭和泡菜。

在逃跑之后的第三个白天，他来到了海边，发现了一户老渔民的家。伊顿决定天黑偷他们家的船。

但是，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伊顿决定先去渔民家里弄点吃的。有了上次敲门见俩朝鲜兵的教训，伊顿这次选择了直接推门而入。

老渔民夫妇吓坏了。

战战兢兢地确认这个美国鬼子是来找东西吃之后，老太太给了他一碗高粱米饭和一碗鱼。伊顿和老渔民用半吊子日语费劲地沟通着，甚至还抽了好几支烟。他打算再和老渔民唠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干粮可以蹭一波之后再偷船。

反派通常死于话多，是绝对不可忤逆的真理。

很快，运气爆棚的伊顿又遇见了老朋友——朝鲜人民军。

三个人民军士兵接到老渔民女儿的报告之后怒气冲冲地打了上来。他们把伊顿从床上拽下来，毫无悬念地走了波流程——揍一顿。和上次有所不同的是，老太太抄起柳条加入了殴打伊顿的队伍。她对伊顿刚刚吃了那么多的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被打得半死的伊顿被迫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他不停地拿出中国军队给他的传单和毛主席的相片给朝鲜兵看，不停地乞求他们。

最后，可能朝鲜兵觉得外边太冷，让伊顿停下了铁锹，把他带进了人民军的一处俘虏营。几天之后，他们被关进了平壤的监狱，在朝鲜人民军总部边上。这里除了他和欧萨斯基是美国人，其余全是朝鲜政治犯。

一些朝鲜军官企图揍伊顿，拿他出出气。但伊顿练过拳击，一下都没挨上。恼羞成怒的对手拿起大石头打算砸过来的时候被同僚嘻嘻哈哈地拽住。内行的朝鲜军官发现了端倪，询问起来，伊顿谎称他在日本服役期间打败过日本的知名拳手。这下子朝鲜军官们对他另眼相看了。

“朝鲜人最恨日本人！”军官们当即给了他不少烟和火柴。

之后，有两位中国人照顾了伊顿。第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国司机把伊顿看作是孩子，带他洗澡，理发，上街买吃的。每次美军轰炸平壤过后，愤怒的朝鲜百姓都到监狱里要撕了伊顿的时候，这个中国司机都会挺身而出赶走他们。后来他要跑长途离开，给伊顿留下了钱和许多食物。

不久，伊顿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遇到了第二位友善的中国人。他赶着骡车，是志愿军的支前民工。这位民工发现监狱饿死了很多俘虏之后与朝鲜看守吵了起来，被看守拿枪指着赶走。几天之后，当伊顿和难友牢房门口要饭的时候，那个中国人回来了。

他带着一把俄国步枪，再次和四个朝鲜看守吵了起来。最后，伊顿他们被释放。民工在后面掩护着十来个和僵尸差不多的外国俘虏，把他们带到了志愿军的战地医院。

这次，伊顿真正得到了良好的待遇。护士们给他们换上了新的中国军装，给他们吃上了丰富的热饭热菜。他还能在村里随意走动。

在村里，许多中国伤兵坐在门槛上或者躺在院子里，与美国人对视着，他们互相嘀咕了一阵后觉得这几个美国人没啥问题。有的人露出了微笑，有人说：

“美国，顶好！”

中国人显然还记得美国人打过日本鬼子。

伊顿很快发现：在战场上和美军交锋过的中国士兵把战俘当做战士和平等的对手，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俘虏和动物。虽然双方有语言上的障碍，但不妨碍他们互相尊重。而押送途中不太友善的中国看守们，大概率是没上过战场的人。

另一位被俘的美军中尉博德经常和中国官兵掰腕子赢烟抽。伊顿也有自己的绝活儿——无实物表演穿针引线。动作流程大概是从这边耳朵穿进去，在那边耳朵拽出来，脸上露出或舒服或痛苦的表情，再把“针线”上的“脏东西”捋下来，抹在围观的志愿军身上，极度嫌弃的志愿军四散而逃。

几个美国兵还对朝鲜女性赤裸上身的习俗非常感兴趣。博德表示房东家儿媳妇的胸部就像他在南方时见到的那么大；万安说像他家乡的女朋友一样大，他女朋友是全镇子最大的，他和全镇的女孩都睡过，有第一手详实资料。伊顿则对房东大妈的胸部格外感兴趣，他觉得阿妈妮的胸部得有30磅重。如果两个一样大的话，她肯定能在好莱坞挣一百多万。

三个美国鬼子在河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里能全景观看美军飞机轰炸和中国防空部队的反击。一个月后，他们能够猜出每个飞行员的意图，了解他们的攻击习性，还给每个飞行员起了外号。他们还打赌飞机能不能找到中国军队隐蔽的防空阵地。

一次，一位被他们称为“查理”的海军航空兵被击落没能跳伞，他们感到非常失落。“查理”是三个月来唯一一架被击落的美军飞机。

战地医院要开往前线，美好的三个月过去了。美军俘虏们被移交给了朝鲜人，生活水平如断崖般跌落。人高马大的博德不得不和朝鲜小孩一起逮蚂蚱吃蛤蟆。

在这种情况下，伊顿再次逃跑。

他带上了看守的步枪和子弹，袭击了志愿军的一个高射机枪阵地，没有任何犹豫地打死了两名志愿军，拿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食物。

在平壤附近的山里风餐露宿了21天之后，他被十几个志愿军追赶。在逃跑中他刻意隐藏着武器，随即在一棵树后突然现身开火，打倒了三四名志愿军。惊觉对方有武器的志愿军开始还击，用一颗手榴弹将伊顿炸翻在地。愤怒的战士们打算结果了他为战友报仇，被军官拦了下来。

中国人再次救了他。

这次，伊顿被带到了碧潼。

饿出了夜盲症，腿部浮肿的伊顿能吃上饱饭了。得了肺炎的他在迈尔斯上士的照料下缓了过来。

迈尔斯是和伊顿来自同一个单位的熟人，在碧潼战俘营已经一年多。他经常利用帮厨的时机从厨房偷东西给伊顿吃，有次还偷了一小块蛋糕。不过不能偷太多，太多的话其余难友就没得吃了。

圣诞节前，迈尔斯再次找到伊顿，他得到情报，营地里来了两头猪，还剩一头。由于俘虏太多，之前吃的那头猪被炖进了大量萝卜和土豆，肉分到每个人碗里只剩了边角料和骨头。迈尔斯打算和伊顿去打另一头猪的主意，目标是把猪尾巴弄下来吃。

“反正缺了尾巴猪也死不了。”迈尔斯还去厨房偷了把刀。

夜里，前美国农民迈尔斯干净利落地切掉了猪尾巴之后逃之夭夭，和伊顿一起把猪尾巴用火烤了吃。

在那个没有监控的年代，再加上看守战俘的不是日本鬼子和德国纳粹，战俘营方面没能破获这个案件。

这天，翻译通知他们牙医来了，有看牙需求的战俘们可以去排队。

大概75个人去排队。有的病号看见了前面无麻醉拔牙的惨状，想反悔，被看守给赶了回来。第二天去排队的人少了许多。那个中国医生用墨鱼骨头和其他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给伊顿把牙补上了。

1954年，回到美国一年多后，伊顿再次去看牙。

牙医问道：“你为什么不找上次的牙医？”

“我不知道在哪能找到他 了，朝鲜战俘营还是中国？我不知道。”

“那个人手艺不错，他补的几颗牙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美国牙医表示了对中国同行的肯定。

碧潼战俘营周围有不少野生大麻。这让战俘们找到了新的乐趣。这些吃饱喝足抽大麻的闲人越来越多，他们晚上九点准时召开“大麻炸弹”会——用中国报纸卷烟抽。卷出来的烟有一尺长，乒乓球那么粗，十个人坐一圈，一人一口轮着抽。土耳其战俘们卷出来的烟最受欢迎。

伊顿回忆，战俘营把战俘们分为黑人连、白人连、英国连、土耳其连等建制，每个连轮流展开学习。中国人说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是帝国主义者，美国政府欺压人民。他们必须要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史、斯大林和列宁的书。不仅学习，读书，还要回答问题，自我批评。中国人鼓励他们写心得体会，还会评选出来好文章在墙壁上贴出来。伊顿们对这些东西自然是冷嘲热讽一番，他们看不起那些“积极分子”。

“中国人特别注意分化黑人，所以黑人积极分子比较多。中国人打算改造我们的思想，希望他们回国后宣传共产主义。战俘们之间有什么消息谣言，很快都会传到中国军官和翻译那里。我们都知道谁是积极分子。”

“中国人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大约有五六十个黑人和十个左右白人参加。他们大概在那里学习马列主义，我们认为他们在那里有好吃好喝的。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把烟头丢在地上，我们捡起来一看，居然是天安门牌的！”

“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派来记者给我们照相，采访我们中间的积极分子。报道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敌人爱听的。从来不允许提那些在周围山坡上掩埋了1600名战俘的事情。这些是有名可查的，因为他们的军牌捡回来了。还有五六百没有记录的人，这是朝鲜战俘协会杂志上的数字。在押送路上，病死饿死到底有多少？统计数字说有8000人在朝鲜失踪。”

关于这个问题，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将军在《在志愿军总部》书中进行了总结，以下为节选：

“再一个伤脑筋的事是死人。有的战俘坐得好好的，一眨眼工夫就倒地再也起不来了，也检查不出得了什么病。我们向国内请求支援。随后，派来了一批医学专家来会诊，得出的结论是“严重的营养缺乏症”。有的同志开始对此结论表示怀疑。后来终于明白，经过我们最大的努力，战俘的生活标准虽然超过我们的部队，但米粮毕竟是苞米、高粱，他们难以消化吸收。为了确保战俘健康，我们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突击为战俘检查治疗，并从国内调来大米、白面、猪肉，改善战俘的伙食，很快止住了因疾病和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

“·······一开始，我们不注意战俘登记，结果惹出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美国士兵身上都有两枚表明身份的牌子，上面有姓名编号职务等。我们的战士把它叫做狗牌。起初，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牌子的作用，打扫战场时，遇到美军士兵的尸体，或病亡，我们没有登记就掩埋掉了。到板门店谈判时，美军提出要尸首，因为尸体送回国内，死者家属可以领到一万元的抚恤金。我们不了解这些，弄得很被动。”

美国国防部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网站记载：

“在北朝鲜的美军俘虏营的建设有三个阶段：（1）从1950年7月朝战爆发到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2）1950年到1951年的冬天建立的几个临时战俘营；（3）永久性战俘营。北朝鲜军队没有俘虏政策和管理制度，强迫俘虏步行甚至“死亡长征”。例如，在1950年11月，700名俘虏被迫行军120英里，120人死亡。在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中，几千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员被俘。当时中国人没有俘虏管理系统。在临时应急情况下，他们在鸭绿江岸边建立了几个“战俘谷”。由于原始的生活条件，1950年11月在军隅里一带被俘的2000名美二师士兵在三个月内死亡了百分之四十。同时，在一个名为“和平谷”的战俘营，生活条件要好一些，300名俘虏中只有百分之十死亡。

战争的第一年，大量俘虏由于缺乏食物、住宿和医药而死亡。第二年，虽然建立了战俘营，但死亡率仍然很高。俘虏们吃的是与朝鲜农民一样的食物，医生们没有医药。最终，百分之四十的死亡率警醒了中国人。很快，食品和医药送到了，生活条件改善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中国人对俘虏实行体罚，包括拳打踢打，也曾有过拷问，但没有确切的证明是否有殴打致死的。·······美国陆军战俘百分之四十的死亡率中，大多是死于伤病和无医疗、营养不良，加上极度的严寒。这些人大都死在永久俘虏营建立之前的第一和第二阶段。”

以上足以证明，志愿军作为一支文明的军队，一直在努力改善战俘的待遇。

板门店谈判开始后，战俘的待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白人和黑人可以往来，营地里建起了运动场地，运来了体育器材。

“每次谈判不顺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高级军官来给我们讲话。他们会首先给黑人和土耳其人讲，你们之所以还回不了家是因为美国人破坏了谈判。”

这倒是实话。

在战俘营举办的拳击比赛中，50名参赛白人只有伊顿站到了最后。他击败了一位黑人战俘，那个黑人是纽约的拳击冠军。这位孔武有力的黑人后来娶了中国姑娘，在五六十年代回到美国，还开了中餐馆。

伊顿们发现中国裁判在体育比赛中总是倾向黑人。白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分化的手段。不过最令战俘们不喜欢的就是有中国高级军官来讲形势，上政治课。他们一张嘴就是一小时起步，这对站在外面喝风的战俘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战俘们耐心地想听到跟他们有关系的消息，比如什么时候释放之类，但往往收获不多。

这种充满了中国特色的会议，现在大多以网络视频的形式流传到了今天，与会者往往也和当年的战俘们一样如坐针毡。

终于有一天，翻译在点名的时候对战俘说：

“停战协议签订了，你们要回家了。”

战俘们高兴地开起了玩笑，互相捅身边的人：“嘿！我回家，你留在这儿，你是积极分子。”最终有22名战俘留了下来，伊顿认识其中的15人。

1953年8月，伊顿与12773名联合国军战俘一起跨过了无人军事区，越过三八线，回到了美军阵地。9月，他与3597名美军战俘一起，在仁川登上了归国船只。

在家中，伊顿的母亲搂着伊顿，来来回回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从不相信你死了！从来没有！”她拿出了那几张和她相依为命两年多的报平安纸片，一张一张地与儿子对证。她紧紧攥住伊顿的手，生怕他又消失在异国的山峦中。

母亲拿出了一封伊顿的朋友写给她的信。横城战役不久，朋友回到了那个伏击的山口。他看到伊顿的坦克还在，周围尸横遍野。他在信中说，伊顿没有被打死，他被俘了，还活着。这是母亲接到的第一个有关伊顿下落的消息。在几十年后的聚会中，伊顿第一个想寻找的就是他的朋友，但是伊顿的连长告诉他，他已经在另一场战斗中阵亡了。

伊顿在“碧潼大学”的经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些麻烦，尽管他是一个死硬的反动派。但是“积极分子”们回到美国之后，遭遇的就不仅仅是麻烦了。

豪沃德·拜瑟，当初在战俘营的积极分子之一，回国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伊顿另一位认识的人被判处了10年徒刑。

那个黑人拳手显然拥有最好的命运，他不仅一点事没有，中餐馆都开了好几家了。

一位叫做莫尔斯·威尔斯的积极分子在50年代末回到美国，报纸杂志纷纷采访他，一次采访费就给了他两万五千美元，这令伊顿十分不爽。

“我们回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花生果酱三明治。这家伙是告密者，他却得到了两万五千美元！”

他开始写文章抨击这件事情，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芝加哥的电台把他俩同时请了去当面对质，结果威尔斯说不认识伊顿。伊顿表示：

“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咱俩在一个屋，一个班住过，你我隔着两个铺位。你参加积极分子会议，抽天安门香烟，我有证人。”证人罗伯特·斯蒂尔，战俘营的理发师，就在电台外边的车里坐着等伊顿。

双方之后继续在媒体上打仗。直到有一天，FBI探员来到伊顿家，告知伊顿要小心一点，再写文章的话有人会杀了他，也许会扔炸弹，也许会放火烧房子，他的妻儿都有危险。

伊顿这才作罢。

他在60到70年代开始写回忆录，断断续续写了十年。起初，文中到处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贬低之词，不过随着记录的发展，中国人对待战俘的真诚也逐渐开始在文字间浮现出来。回忆录里，伊顿对自己单枪匹马消灭了一个高射阵地非常自豪。但是到了90年代，经过时间的沉淀，他再也不愿提这段事情了。

在晚年的访谈中，他对志愿军充满了尊重。

“中国士兵作为个人来说，就像我一样，双方并没有什么仇恨。当我在俘虏营，在死亡长征的路上，当我们集体在一起时，在营养条件很差，俘虏不断死亡的艰苦环境下，我们的人性变少了。许多中国看守没有处理过这么多俘虏，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想法和我们说笑。在路上，我们每天在天黑前，只吃一捧高粱米饭，然后就开始行军，有时候每天就这么一顿饭。”

“中国人好几次救了我的命，我很感谢。我和中国士兵打了不少交道。我在他们那里见到不少汤姆逊冲锋枪，那是我们给蒋介石打日本鬼子的。我知道那些士兵对我们有些感情。因为，我们的飞虎队在二战时期帮助中国人打日本人，我们帮过他们。二战结束不久，我们就成敌人了。”

“因为我们在台湾驻军，支持台湾当局，中国人不高兴。台湾仍然是中国领土，这点我知道。我不同意把第七舰队放在那里。如果有人把外国军队放在夏威夷，我也不同意。”

“在我心里很迷惑，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打？我不知道。我和中国士兵相处得很好。我猜毛泽东大概对我们进驻台湾很生气。他不愿意美国人在他的边境线上，他认为我们要跨过鸭绿江。杜鲁门开除麦克阿瑟是正确的，不然世界大战就会爆发。苏联人就会卷进来。”

“我被俘之后或之前，我和中国士兵相处得都很好。因为我会说日语，我和他们逗趣。他们拍着我肩膀说，美国鬼子兵。我们都是士兵，但我们离开了战场，他们对我多多少少像朋友一样。我现在依然活着，是因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不用说那些年纪大，经过历史的人，就是那些年轻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士兵，都知道我们打过日本人。很多朝鲜人就没有这种概念，甚至南朝鲜人都没有这种感情。当我和中国人单独在一起时（不是作为俘虏和看守的时候），比如在战地医院，他们对我和博德中尉非常好，不可能更有人性了。他们拿我当人看待，而不是禽兽，我也非常感激。我给他们变魔术，做游戏，娱乐大家和自己，我们互相拍着肩膀。”

伊顿回国后家庭和睦，有两女一儿。他的上司曾经力劝他留在军队，对抗共产主义非常需要他这样经验丰富的士官，他可以选择任何国家的任何美军基地。伊顿表示他再也不想被敌人抓住了。退役后，他做过木工，后来搞起了地产开发，手下有几十个工头。他在1989年退休，生活非常宽裕。

他的女儿曾问过他：“爸爸，你打死过人吗？·······”

这恐怕是伊顿中士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