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5-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将主要取决于促就业和保就业_风闻

新经济会不会出现？究竟什么是新经济？

未来5-10年我们中国经济潜在增长能不能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可以说非常的关键，也非常地紧迫，并不安定的国际大势使然。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将主要取决于促就业和保就业能做到怎样的程度。

因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主要经受内部需求增长的约束或指引，内需包括内部投资，但更主要是指居民购买力。外需也就是对外出口，未来将更多体现为对外投资、高技术产品与高端服务对外贸易以及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进行的交易。

因为我国大陆的制造业早在2012年前后就已经达到了目前世界经济所能消容的规模，这里首先指的是产能，主要指的是就业。即制造业产能在2012年之后仍在快速地增长，但是制造业本身所能创造的（蓝领工作）就业机会已经在逐年地减少，而且减少的趋势似乎尚未到达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这期间，我们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意料之外的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的优势，那就是电子商务以及现代信息物流业的大发展，包括跨国电子商务和交易，无异于一场营销革命，使得相当一部分由于工业制造业就业机会持续地减少造成的劳动年龄人口过多地闲置找不到工作。

但即使如此，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据说最近印度总人口终于超过了中国大陆），我们可投入经济生产的劳动年龄人口依然有太多的富余，难以充分有效地安置，进一步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上千年的农耕文明时期，我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人多地少。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前工业化时期农业及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迁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经济基础的城市，不仅弥补了现代城市自身人口增长乏力的困境，更是适应了劳动力转向生产力水平更高的产业领域，此时伴随着国家与社会资本在各个工商业经济中心城市快速地集聚、集中，技术扩散与高等教育大发展。

现代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首先影响的是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产品单产量的大幅度上升不仅为非农业的城市人口提供充足的口粮，还为丰富居民食品以及很多工业制品提供原材料。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前工业化时期绝不亚于工商业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幅度。当一个国家的农业从业人口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内快速下降到原有规模的一半以上时（指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到工商业等非农就业领域），一般即意味着这个国家度过了工业化起飞阶段潜在的危机，我们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即集中在1990年代初至2016年前后，仅仅不到30年时间。

自此以后，工业化即进入了后半程，或者可称之为再工业化时期。因为就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的规律以及我们中国大陆的具体情况看，滞留在农业和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依然过多，或者很富余，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水平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而此时由于滞留在农村和农业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过多反而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提高。只有将富余的劳动人口进一步向非农产业经济领域转移，未来才能有条件实现农民的增产和增收，并切实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

后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时期，知识经济逐渐取代工业制造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心，知识劳动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是后工业时代所有发达经济体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伴随着国民高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此时，任何单一经济体，无论其规模有多大，都必然融入世界经济才能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金融资本与当代科技相结合，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工业制造业经济国际化分工，既是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化扩张的结果，也是以当代科技革命与人类知识更新与世界多元化文化交流发展需求为主驱动力使然。

我们中国作为上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全球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状态未得到根本扭转的局面下，可谓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因为倘若没有强大而坚实的现代工业制造业经济，那么不仅一个庞大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必要的维护与更新难以有保障，而且它的现代服务业经济也容易陷入去实体化的诱惑和陷阱，泛金融资本无节制膨胀和扩张的结果是，发达的富国与后发展的穷国之间的鸿沟持续扩大。

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内部，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是在一步步缩小，就是在一步步扩大。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都是需要争取尽可能缩小的。

工业化即进入后半程，所需要消化的不仅是农村农业领域依然存在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富余，还有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世界经济周期叠加产生的非农就业领域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挑战，这是所有后工业化国家无法回避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社会人口老龄化，既有后工业文明呈现的特征，也是后工业时代就业格局和就业生态转换升级必然发生的现象。

“二战”前后所有发达国家政府得出的最珍贵的经验和教训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政府有必要高度关注国民就业的状况，严肃对待和防止失业率过高，特别是市场经济环境中有组织的就业机会不足，中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社会劳动参与率下降；再就是需要严肃控制国家经济通货膨胀率过高。

“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美国以及国家复兴中的欧洲及日本，就业很充分，通胀率尽管不低但相对于经济复兴的速度并不高，因此整体的经济增长还是要快于绝大多数“二战后”获得“主权独立”的后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很多“独立”后的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普遍陷入连年不止的高通胀，非农富余劳动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动荡，政局不稳。

到了1960年代特别是进入1970年代后，国民经济通胀率高低已经成为可以直观地区分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重要的经济学标志。教训是，高通胀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国家财富的系统性破坏。高通胀伴随高失业率，成为几乎所有后发展国家难以实现工业化起飞沉重的枷锁。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中国非常幸运非常艰难地实现了工业化起飞。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足足减少了一半，并且保持了乡村社会和新兴城市市民社会的稳定。

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已经与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讲，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构成重要的部分，再也难以分割或被人为地切割开。东西方文明彼此共生与融合，正在加速成为世界文明最亮眼的底色。

由此，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体现出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即如何使一个劳动人口大国的充分就业成为其再工业化时期内生性增长必须正视的核心议题。它的解决顺利与否，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经济转型是否可以在不完全依赖其他国家消费需求增长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并从而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更实质性贡献。

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及潜在的市场增长规模已经足够大，她对整个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贡献将更多更集中地体现在先进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以及人类在应用新知识与新技术造福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更好地协调文化传统与力量革新之间关系的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