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班牙（之四）“民主过渡”的历史节点_风闻

导语

20世纪的西班牙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中叶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一个是从“独裁专制”到议会民主的“民主过渡”。

“黄金十年”使国家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向经济发达的飞跃，“民主过渡”完成了从国际孤立到融入西方世界的演变。

两个“奇迹”意义重大，不仅对西班牙，而且对欧洲和世界亦然。本文主要根据笔者在西班牙工作、生活和主管涉西事务18年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向读者介绍西班牙“民主过渡”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和重大事件。因时代久远，全凭已趋老化的记忆，疏漏错误在所难免，请予指正。

一

不可忘却的变革之源

佛朗哥政权是独裁专制的开创者和实施者，但也是其身后“民主过渡”的播种者。他出身军人世家，戎马一生，生性专断独行，缺乏“民主基因”。

1936年从摩洛哥起兵，打的是“推翻共和，恢复君主制”的旗号，三年后夺取政权，口号未改。但他上台后既不称王，亦不称总统，定国号为“西班牙国（Estado de España）”，自加名号为“元首（Caudillo）”。

佛朗哥虽始终未放弃恢复君主制的承诺，但迟迟不肯向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巴塞罗那伯爵唐·胡安交权，亦未承认其接班人身份。据称，一是不肯放弃刚刚得到的江山；二是因为大局未定，不能轻言让权；三是因为唐·胡安倾向西方民主，与佛政见不合。

经双方多次商谈达成妥协，1948年，唐·胡安之子、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从葡萄牙被接回国，接受佛朗哥安排的全面培训。胡安·卡洛斯时年10岁，官称“王子（Infαnte）”。

幼年时期的胡安·卡洛斯

在接受严格的王室基本教育后，佛朗哥安排这位小王子先进三军军校学习，得授三军军衔；后进大学攻读法律、历史、管理、哲学等专业，获得多个学位；再进政府主要部院实习并到地方考察，熟悉治国理政知识与实践经验。

漫长而严格的学习培训，使逐渐成年的胡安·卡洛斯得到全面锻炼和丰富的知识，更使他得以接触西方民主的精髓要素，给这个年轻人注入了与“佛朗哥主义”截然不同的政治基因和能量，也使他有机会从内部了解时政的弊病。总之，长达21年的精心培养，造就了一个具备西方政治意识、见解、主张和风格的未来治国者。分析家们说，此虽非佛朗哥所愿，但亦非其所能改变。

1969年7月，已感身心疲惫的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继承人，在自己百年之后，胡安·卡洛斯将以国王身份接任国家元首。

同年，胡安·卡洛斯晋位“阿斯图利亚亲王（Príncipe de Asturias）”，亦称“西班牙亲王”。这是波旁王朝（在欧洲历史上曾断断续续统治纳瓦拉、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卢森堡等国以及意大利若干公国的跨国王朝）储君的正式封号，特别标志是在领带结处佩戴王徽镶金玉佩。

青年时期的胡安·卡洛斯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亲王登基，王号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同日，他在议会宣誓时宣布：“今天，西班牙历史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民主过渡”自此起步前行。

当初，佛朗哥上台后力排众议，坚持恢复君主制，并耗费巨大精力财力培养胡安·卡洛斯为接班人，而自接班之日起开始的“民主过渡”最终彻底结束了“佛朗哥主义”。有人说，佛朗哥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此说不无道理。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是势之所趋。客观地说，佛朗哥培养了胡安·卡洛斯是顺势而为，或可视为变革之源。

二

苏亚雷斯执政时期为变革奠定了法理基础

佛朗哥在位36年，为防止大权旁落，一直是军、政、党权独揽，以国家元首之尊，身兼武装力量统帅、政府首脑和长枪党领袖，“Caudillo（元首、领袖、首领、头儿）”名副其实。

直到1973年5月，佛身患多种疾病体力不支，才任命重臣海军上将路易斯·卡雷罗·布兰科为政府总理。同年12月20日，布兰科在马德里被炸身亡，官方说系巴斯克分裂组织“埃塔”所为，但亦有传说是政权内部派系之争的结果。内政部长阿里亚斯·纳瓦罗接任总理，此人也是佛朗哥老臣，性格优柔，能力不强，维持局面而已。

胡安·卡洛斯国王登基后，阿里亚斯不愿也不能配合变革，当即请辞。国王接受其辞职，并在征求议会和各方意见后，于1976年7月任命43岁的阿道夫·苏亚雷斯为政府首相。

阿道夫·苏亚雷斯

苏亚雷斯，法学博士，曾任国家电视台长，时任长枪党秘书长，为佛朗哥政权核心圈子思想意识领域重要成员。此人思想开放、社交面广、为人和善，属“体制内”具有强烈民主意识的上层人士。与胡安·卡洛斯年龄相仿、政见相近、性格相投、关系密切。

据说国王登基前夕，苏曾受托起草一份报告，判断包括政界和军队上层在内的佛朗哥政权内部主流派可以接受温和的民主变革。他建议胡安·卡洛斯登基后顺应民意，进行民主变革，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推行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以争取民心，巩固王位，推动民族和解和社会进步。这些主张深得国王赞许和赏识。

就任后，苏亚雷斯在国王支持下着手准备民主改革。他首先会见最大的民主政党——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费利佩·冈萨雷斯（一年前从法国秘密回国），商讨政党合法化和颁布大赦令、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之后，秘密会见不久前化装回国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争取在西共接受君主制的前提下，承认西共合法地位，欢迎西共主席伊巴露丽回国。双方顺利达成协议。

1976年底，佛朗哥时代组成的国会表决苏亚雷斯政府提交的《政治改革法》，内容包括多党制、大赦令、释放政治犯、解散秘密警察机构、罢工合法、撤换三军总司令等项。法案以425票赞成、15票反对的结果被通过。12月16日举行公投，78%选民参加，赞成票占94.2%。几乎一面倒的差距，完全印证了苏亚雷斯的判断，凸显了民主改革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接踵而来的是：1977年4月西共恢复合法地位，“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回国，受到英雄般的隆重欢迎；400多名重刑在押的政治犯被释放；1977年4月举行40年来第一次大选，苏亚雷斯连任首相，选举产生两院制议会，工人社会党成为议会大党，西共取得20个国会议席。

大选后，苏亚雷斯创建民主中间派联盟并当选主席。1978年10月31日，在苏亚雷斯政府和各主要政党推动下，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确立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和议会君主制政体的新宪法，在12月6日全民公投中得到92%高票确认，12月27日由国王颁布生效。这是迄今未变的西班牙基本法，是西“民主过渡”的法律保障，标志着西民主体制的产生。

1979年3月举行制宪后第一次全民大选，苏亚雷斯以第一大党领袖身份组阁，连任首相至1981年。

苏亚雷斯执政6年，积极推进民主政革卓有成效。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法》打开了变革的大门，他推动制定的民主宪法为变革奠定了法律和民意基础。他的作为得到广泛支持，也招致反对民主化极端势力的敌视和攻击。

1981年发生了针对民主改革的未遂军事政变，苏亚雷斯在压力下激流勇退，辞去首相职务，被授予“苏亚雷斯公爵”爵位。

三

“2·23政变”和胡安·卡洛斯国王不可替代

的作用

都说西班牙“民主过渡”没打一枪，没流一滴血。没流血是真的，但枪是打了，而且不止一枪。事情发生在1981年2月23日下午到次日凌晨，出事地点——马德里市中心国会大厦。无巧不成书，就在我们使馆第一个临时馆舍“帕拉斯酒店”对面，隔着一条街，距离约400米。

事件史称“2·23政变”，是“民主过渡”时期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史家称为“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最严重的国家分裂的危险”。

事发时，我在外交部西欧司主管西班牙，未在“前线”，但通过使馆报告和媒体报道，得以及时了解事件经过大体如下：

1981年2月23日下午，国会下院正在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苏亚雷斯辞职后，国王提名卡尔沃·索特洛为新任首相人选事宜。苏亚雷斯和全体内阁成员及国会各党领袖都在会场。

会议进行中，约下午6时许，一支约200人的“民防军（国民警卫队）”队伍荷枪实弹冲入议会大厦，为首的安东尼奥·特赫罗中校径直登上主席台，挥舞手枪高声喊道：“这是政变！所有人趴到地上！”场内哗然。

特赫罗持枪站在讲台上

这时，全场与会者只有三人不为所动，一个是首相阿道夫·苏亚雷斯，一个是国防大臣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另一个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西共下院党团领袖圣地亚哥·卡里略。苏亚雷斯端坐不动，身着中将军装的梅利亚多挺身而立，二人命令政变军人退出会场。卡里略则在座位上悠然地点燃一支烟，不动声色。

特赫罗恼羞成怒，率众朝天花板一阵乱射，意在震慑。三人仍不为所动。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费利佩·冈萨雷斯等也纷纷坐起。会场内陷入僵持局面，特赫罗等政变军人开始和苏亚雷斯、梅利亚多谈判，提出停止民主改革等诉求。与外界失去联系的苏、梅等虚与委蛇，拖延时间，避免激怒肇事者伤人，静候外变。

国会大厦内发生政变扣押政府全体阁员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乱象丛生。巴伦西亚军区司令米兰斯·德尔博什中将通电响应，下令宵禁，坦克上街，摆出向马德里出兵的架式。其他地方少数部队亦蠢蠢欲动，气氛愈来愈紧张，好在京畿卫戍部队稳定未动，国会大厦内政变军人待援不到，逐渐失去耐心，情绪激动，有失控危险，苏亚雷斯、卡里略等首当其冲。

24日凌晨，胡安·卡洛斯国王全身戎装出现在电视屏幕中向全国发表讲话。他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政变，指出这是严重违背宪法和军纪、践踏民主的行为。他表示，自己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捍卫宪法，支持民主。他以三军统帅名义，命令军队回到兵营，政变军人立即放下武器，撤出国会大厦。未被扣押的内阁各部副大臣组成临时政府处理政务，保证国家正常运转。

胡安·卡洛斯国王的讲话起到了稳定秩序，震慑叛军，安定民心，团结全国，避免对立、分裂和战乱的作用，讲话后形势迅速扭转。特赫罗等政变军人见大势已去，未敢负隅顽抗，放下武器，走出国会大厦，束手就擒。

一场未遂政变就这样被粉碎了。特赫罗、米兰斯等首要分子受到严厉惩罚，获刑30年。

“2·23政变”的发生，说明西班牙反民主变革的势力仍然存在，议会民主制度的巩固尚需时日。政变被迅速粉碎以及民主变革主流力量的表现，表明变革的基础稳固，凝聚力强，势不可挡。

胡安·卡洛斯国王在事关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刻，依靠全国民主力量的支持和他在军队中的强大影响力，出面讲话，对稳定局面起了压舱石、定盘星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和机遇，是不可取代的，历史不会忘记。至于他晚年的结局，那是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与“民主过渡”无关。

老年时期的胡安·卡洛斯

1981年7、8月间，我作为翻译随同到西欧各国考察的谷牧副总理访问西班牙，会见了卡尔沃·索特洛首相，他以现场见证人的身份介绍了“2·23政变”的情况。

次年8月，我重返驻西使馆工作，已是工人社会党当政，我看到的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度已经定型，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气氛和谐的西班牙。

-未完待续-

作者 | 王珍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贾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