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外交之路 | 1963-1973年，在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语学校的十年_风闻

· 到新学校 ·

1963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外语还是从小抓起好，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14座城市开办外语学校，或在外语学院办外语附校，内设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由各地外语学院派遣老师并指定一些老师编写全国教材，对学生进行封闭式教学，以外语为主课，兼顾基础课程。从小学开始学习，直到高中，称“外语一条龙教学”，目标是培养高级外语人才和外交官。

这是刘峥同学当时绘的北京外语附校，作者购得的一份是限量版203/300。2021年10月22日，作者捐赠给新办的北京外语附校。（校址最初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后来搬到北外。本画展现的是学校搬到海淀区苏州街后的场景。）

北京外语学院早在1959年已建外语附中（高中部），只需增设初中部、小学部。1963年，外语附校开设英、俄、法、西语课程。学校设在和平门外，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的旧址。

校园图片由原附校学生袁帆提供

7月，我和北外的一批外语老师奉命从大学到附属外语学校。在大学教了三年书，从刚刚入门到教得比较得心应手，如今又换了教育对象，从教大学生到教小学生，不是人人愿意的。我没想很多，只认为应服从分配。我负责教小学两个班的法语课并编写以小学为起点的全国法语教材，另外还担负一些教研组和团支部的工作，感到任重而道远。

· 当新人 ·

我到新学校、任新老师的同时，振东回国休假并于8月同我结婚。

婚礼很简单：乘假期我同屋的老师不在，集体宿舍变新房，门上挂上我老家的一席大红绣花锦帘；在会议室摆上一些糖果，沏上几壶茶，领导、家属讲讲话，就举行婚礼了。婚礼简单，但隆重、热闹，外语附校、外语学院法语系的一些领导和同事、老同学、双方亲属，几十人挤在会议室里。

婚礼上，外语附校的马校长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

外语附校的领导急等新老师的到来，马校长打电话催问，学院领导电话中答复：“柯忆去。”

马校长急着问：“可以来，可以来，到底是谁来呀？”

答道：“柯忆去，她的名字就叫柯忆。”

他的话引得在场的宾客开怀大笑。他又代表校领导希望我不负重托，积极工作，不要立即有小孩。

我们俩唱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大家散去，只留下朋友们送的夜来香，散发着迷人的馨香。

振东休完假回瑞士，新房又还原成集体宿舍。就这样，“文革”时还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说我结婚铺张。这是个有时代烙印的笑话。

· 编新教材 ·

北京外语学院当时属外交部和高教部双重领导，负责编写英、法、阿拉伯等语种的全国教材。编教材的老师们由陈琳老师带领，讨论中得以了解各个语种的特点，不论编写哪种语言的教材，老师们都感到既光荣又艰难。

陈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我国语文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职。

我当时对9岁孩子的特点、学习的潜力有多大都不清楚，要赶在9月开学前出版教科书，只好参照手头仅有的法国、前苏联的教科书，在系领导的支持和老教师的帮助下，硬着头皮编写，匆忙中编出一本书。

· 任新老师·

小学部是在全市二年级学生（9岁）中招收的，到外语附校上三年级。除要求学生品学兼优外，还要经过我们外语老师口试，考查朗读、听力、语言模仿、叙述能力，层层过关，学生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

1964年外语附校师生在颐和园春游，三排左二是语文老师王淑兰，后排左三是校长曾远辉，后排右一是作者。作者旁边是非洲小留学生艾莲娜。

各语种都是40名学生，分两个小班上外语课，一起上公共课。公共课的老师多是从各校调来的富有经验的老教师和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新老结合，生气勃勃。学生住校，同吃、同住、同学习，可谓“三同”。有生活老师专门负责他们的起居，吃、喝、拉、撒、睡、洗澡全管，无微不至。

与作者同时在大学四年级担任团支书，同时留校任教，先后从法语系调到外语附校的华纯老师。

外语老师都是从北外、北大和其他大学调来的，每天早自习、上课、辅导，大部分住在学校，已婚有家的老师周三和周末可以回家，可谓全力以赴。

小学部法语教师纽静籁、蒋重贞和作者。师生用三人的名字开玩笑说：“蒋重贞可以扭进来。”

作者和外语附校法语组的同事们在校门口。

为了让同学们听到纯正的法文，老师们用录音机播放外国教师的录音。“钟声牌”录音机，又大又重，我搬来搬去，颇感吃力。我暗暗想，等老了能搬得动吗？科技的发展使我的疑虑成了杞人忧天。

作者和外语附校的同事们在校门口

我在教学中发现教材大大低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只好添加许多东西——词汇、句型、日常用语，以及诗歌、短剧和歌曲。

我根据儿童的特点，采取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听说读写四会直观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滚雪球式教学、激励法，寓教于乐，充分发挥同学们的积极性。为了演好一个角色，他们反复念着台词，哪怕就一句。

后来，同学们回忆说，中学部和小学部合演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一个同学整天没事就背他那一句台词：“Qu’elle est belle!”（她多美啊！）结果不学法语的同学也会了。

1965年3月，曾远辉校长带着西语教师吴瑞根、阿拉伯语赵老师和作者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外语学校会议。

1965年3月，曾远辉校长带着我与两位老师去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外语学校会议，相互交流，受益匪浅。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摸索，以小学为起点的教科书以及教学法才逐渐成熟。

小学部法语组师生

学生们个个天资聪慧、活泼上进，我很喜欢教他们，常常让他们到我宿舍里玩，惹得张校长给我提出忠告：“ 不要和学生太随便，这样他们一点都不怕你，影响教学秩序。”果然，我班上课活泼有余，严肃不足。

1969年，法五班师生下乡劳动的合影。第三排左一是丁锡庆老师，第二排左三为作者。

我和同学们一起挖防空洞、下乡参加劳动。同学们都不惜力，我也很要强，结果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毛病。有一次值夜班，我抱着被子下楼，一步踏空，摔下来竟不省人事，事后留下崴过的两只伤脚，伴我至今。

为了备战和师生的革命化，1970年12月外附师生去拉练。长城脚下，荒村小道上，凛冽寒风中，一天走七八十里，甚至上百里。粮食定量供应，大小伙子等于在忍饥挨饿。拉练也锻炼了我走长路的能力。

有一次，开饭时间，学生们招呼说：“柯老师，快来吃饭啦！”我一看，盛菜的盆竟是我的小花洗脚盆！大家正吃得津津有味哩！

教这些可爱的学生，酸甜苦辣伴随着大家一起成长、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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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柯忆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