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口述史是现代史研究的必由之路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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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 熊卫民（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
各位同仁，我是科学史方向的教师，主要从事现代科学史研究，很荣幸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现代史研究的认识。
古代科学技术史，乃至整个古代史研究，面临的困难往往是文献史料太少。现代史研究与此相反，面临的困难是文献史料太多。它们有时还相互冲突，夸大其词的地方也多，到底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事情的发展脉络究竟如何？并不容易弄清楚。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貌似很多的现代史文献材料关注的只是少数几个零散的点，还有很多重要的点并无记录，我们做研究所需要的核心材料，如决策记录、人事档案，往往看不到，因此也可以说现代史文献太少，或很难获得。
材料不够，是不是就只能选择隔代修史呢？不是这样！不能够这样！现代史研究能对当前的工作提供较多启发，应当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我们该做的是努力克服所遇到的困难。
如何克服困难？可以通过做口述史来克服其中一些。我们可以访问历史当事人、见证人，请他们辨伪存真、梳理脉络。他们的叙述、答问，能把那些浮夸的地方指认出来；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不重要，哪些是节点，哪些是里程碑，也能得到梳理。
他们还能为我们提供史料和史识。
首先，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口述史料。这是一类和文献不同的史料。它存在于当事人的脑子里面，是活的史料，我们可以通过访谈把它们钩沉出来。
其次，他们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文献史料。因为当事人手头往往保留了一些资料，比如会议材料、下发的文件、相关的小册子、照片、影像、证书，等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查档案方面他们经常也能给我们提供帮助。很多单位的档案室是不对外的，我们为学术研究的目的直接去查，档案室的工作人员未必肯接待。原因很简单，有很多关于档案的清规戒律乃至严厉惩罚在，他们属于动辄得咎的群体，不但不会因帮我们这些外来的历史学者而得到好处，还很可能因此而遭到上级的斥责乃至惩罚。他们当然不愿意承担风险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如果我们先访谈了该单位的老领导、老专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请他们跟现任领导打声招呼，档案室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服务了。
第三，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还是历史的研究者，至少是自己的历史学家。退休之后，他们会经常在脑海里琢磨一些人，复盘一些事，当然也就会突然看透一些人、想通一些事、明了一些关键节点。对于过去，他们也会有一些跟在位时不同的看法。这些史识，当然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所以，口述史不仅能提供史料，还能提供见识。
还有，我们处在一个变化很快的时代，甚至年龄仅仅差上5岁就有代沟了。对于过去的历史情境、过去的价值观，我们很容易产生误判。而做口述史，跟历史当事人、见证人谈话，能够很容易被他们带入所谈论的历史情境之中，因而少产生一些以己度人、想当然的错误。
基于以上理由，我越来越觉得，口述史不仅是现代史研究的捷径，在那些档案被严格管控的国家，更是成了历史研究的一条必由之路。所以，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代科技史研究所工作时，对现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是没有做过相关的口述史工作，就没有资格开题。
当然，我并不是说，口述历史是最重要的。对现代史研究而言，文献史料，尤其是档案，当然应当排在第一位。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二者实际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甄别的关系，缺一不可。所以，在现代科技史研究所，我们对研究生还有另一个要求：要是没有查相关档案，也没有资格开题。
前面所讲的还是一些主题很清楚，然后我们去做探访的题目。实际上，做口述史时，受访人还经常会谈到一些非常有价值，但此前我们一无所知的历史题目。这是口述史工作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有一些我已经整理出来，作为一篇篇的口述史作品发表了，有一些被我作为现代史研究选题，还在做更系统的研究。
做成口述史作品的有：
（1）《下放农村的大学生——许回文药师访谈录》（刊于：当代史资料.2023（3）：60-67.）这个访谈讲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精简城市人口，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被下放到农村，从此失去学业。这是很大的事，但由于基本没有报道过，我以前就完全不知道。
（2）《特殊时代的技术革新——汤卡罗教授访谈录》（刊于：返朴.2023-12-31.题目被改为《在那个充满大话的年代，他们做出了真正的技术革新》）这个访谈讲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重庆的药厂自主做技术革新，真做出了成果，产生了重大经济效益，也很有意思。
作为现代史研究选题的有：
（1）1973-1974年派出的留英科技进修生研究；
（2）1978年派出的52位赴美学者研究；
（3）1979年派出的洪堡学者研究；
（4）重启留学以来首批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研究。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它们了。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来介绍我是如何用口述史方法来研究现代史案例的。
第一个是对1973-1974年派出的留英科技进修生的研究。此前，一谈到被“文革”中断的科技留学活动的重启，就提1978年底被派到美国去的那52名进修人员，但实际他们并不是最早的。我先是在“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上读到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沈恂研究员的文章《难忘：亲历1973年周总理派到西方留学》。他谈及此事，还提供了一个7人名单。我对这个留学活动感兴趣，就到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去查相关档案，查到了一个20多人的名单——他们大多是没被派出去的；有留学英国的计划，但此计划被中断，没能执行完。然后，我访谈沈恂、王克仁、许社全等人，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查阅资料，又获得了一个55人的名单。他们曾一起在北京语言学院接受出国培训，回国后又经常聚会，所以开出更多的名单。但他们的名单也不全，最初接受培训的是60人，还有5个人没找到。我们综合档案文献和访谈所得，整理出了一篇论文，还帮凤凰卫视拍了一个6集的纪录片。纪录片已经在2022年中英建交50周年之际播放出来了，论文已被刊物接受，还在排队等待发表。我希望在论文发表、上网之后，能获得更多当事人、知情人的反馈，把60人名单补齐，把一些尚未弄明白的历史关节弄清楚。
第二个是卤碱疗法推广运动研究。“卤碱疗法”与“鸡血疗法”“甩手疗法”等并称，很有名，很多人都写过，但通常只是提这个词，并没有对它的详细介绍。研究打鸡血运动时，我们发现，此运动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据称更为方便、便宜的疗法——“卤碱疗法”兴起了。于是，我们想继续研究“卤碱疗法”。我们先是到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一些相关的宣传册。它们提供了更多的点，但夸大其词处甚多，所以，这些点是不太确切的。然后，我们查档案，查到了几个确切的点，知道了几个参与过此事的机构。接着我们开始联系这些机构，从边缘人找起，经过几轮推荐，慢慢找到了几位重要的当事人，访谈了他们，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照片和线索。顺着线索，我们又去事发地访谈了更多的当事人，查到了更多的档案，进而基本弄清楚了此事的全貌。现在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见《这个民间偏方，当年是怎么成为包治百病的“神药”的？》）。
综上所述，口述史不仅是现代史研究的捷径，在档案查阅受限的国家，还成了现代史研究的必由之路。我很希望做现代史研究的同仁重视口述史。
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致谢：感谢程瑜女士提供录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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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中国科协科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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