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为什么让人既爱又恨_风闻

这几年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聊起共同富裕的话题。但是，在经济增速下降阶段谈这类问题很容易引起争论，把财富分配问题推向热点，进而催生左派和右派关于经济制度的争论。

本文是我对私有制利弊的思考，简述它从起源、运行到结束这整个过程的逻辑和本质。当然，这也很难不涉及对公有制的一些论述。

在论述之前，我希望人们了解财富生产的三要素是：方法、劳动和资源。

有了这三要素就可以开始生产财富了。它们中间缺了哪一项，财富生产就难以展开。

人类的私有观念是一个本能现象。贪生怕死是大部分生命体的共同特征。在人类诞生之前，动物群体里就有私有观念。特别是食物等生活物资不足的时候，私有观念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但是，当生命体发现群居生活更有利于生存，能更好地获得食物之后，公有、协作甚至自我牺牲的现象就出现了。它和“私有”有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生命更好地生存和繁衍。 

于是，私有观念和公有观念并存，并且随着生存条件的变化而此消彼长。这在远古人类时期，就是群体内部公有，外部私有。群体内部大家协同劳动，共同生活，而群体外部，群体之间则是你死我活的私有加竞争关系。

“私有”和“私有制”是相似但不同的两个概念。“私有”现象更早出现，主要是指对财富，对生活物资的个人占有。而“私有制”则更多地是指生产资料的私有。比如，生产工具、生产原材料和土地等的私人占有。 

从“私有”到“私有制”的变化是由财富分配依据的变化导致的。从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来看，原始社会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到了食物不足，生活困难的时期，平均分配肯定会让位给非平均的分配。这种非平均的分配应该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也就是多劳多得，少了少得。比如，古代的某些地方会有遗弃老年人现象。

然后，在按劳分配中，除了因体力优势获利较多的人之外，还有靠脑子聪明而获利较多的人。他们与众不同的采集方法、渔猎方法等生产生活方法，如果能够帮助本部落发展壮大，自然就能够使他们这类人可以依据传授“方法”来分割他人收获的财富。进而，他们会拥有控制部落生产生活的权利，成为首领。例如，远古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多是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轩辕氏等“技能型”首领。

至此，财富分配的依据从“劳动”变为“方法”，又从“方法”变为“权利”。而权利是比较虚空的，它必须有所依托。其中，最直接的依托就是生产资料，即土地、生产工具和生产原材料等。掌握权利，依据“权利”分配财富，必然要掌握生产资料。这就发展出了“私有制”。 

所以，**“私有制”的诞生是财富分配依据变化的结果。**在人类追求财富的过程中，逐渐把分配依据从“体力”变为“脑力”，从“劳动”变为“方法”，最后脱离劳动和方法，变为了“资本”。 

“资本”是被劳动和方法加工过的自然资源。它比自然资源更有利于快速开展财富生产。因此，它比自然资源能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更好地控制生产，操控创新和劳动。于是，“资本”与“权利”有较强的绑定关系。权利表现为资本，资本也展示出权利。它们从“方法支配劳动”中来，最后脱离了与方法、劳动的紧密关系，把人控制“物”，加工“物”，反过来变成依靠“物”来控制“人”，使人异化为“物”，如机器上的齿轮和零件，使人失去了灵性和自由。

至此，这个从“私有”到“私有制”的过程就通过财富分配从“公平”到“不公平”的变化，把制度从“进步”变为了“反动”。

之所以说是反动，是因为财富生产三要素是——方法、劳动和资源。资源是永恒存在的，是先天的、自然的。而方法和劳动是后天的，逐渐产生和发展的。财富生产依赖（正确的或创新的）方法，以及劳动，而不依赖“资本”。因为没有“资本”，只靠方法和劳动，人类也能生产财富。资源就在那里，不会消失。反之，若没有正确的方法和劳动，“资本”不会产生，自然物也不会变为“资源”。 

所以，财富分配的主要依据，保证公平合理的关键条件，就是“方法（创新）和劳动”，而不是“资本”。

依据“资本”进行分配，让“资本”占有分配优势，使各种制度围绕“资本”这个核心建立，实际上就偏离了财富生产的关键要素——创新和劳动。这种错误的分配依据所导致的错误的分配规则，会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期，也就是利润不断减少的时候，让财富首先向资产阶级流动，远离创新者和劳动者。

这将使创新者和劳动者因为财富减少而失去原有的创新力和劳动力，即劳动力再生产受损，消费下滑，人口下降。结果就是生产力下滑。资产阶级越是追逐利润，越是杀死生产力，降低财富数量，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革命。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万人痛恨的反动派。

整个私有制历史中的“王朝周期现象”、“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大多都是由错误的财富分配引发的生产力毁坏和社会解体现象。而不是生产技术倒退，或者自然资源消失，让经济和社会垮塌。这种情况也有，但不多，且没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周期”，特别是经济周期，以及由它引起的社会周期，其实就是“方法创新”的变化周期。它决定了经济运行中，利润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这就是两个交替的阶段组成的周期。 

在创新活跃，经济增速不断上升，利润扩大的时期，私有制的不公平分配被掩盖，各阶级财富都在增加，所以能够维持和谐的关系。

一旦创新乏力，经济增速见顶回落，利润日趋下降，资方不能从新增财富中如常获利，那么为了保持利润规模不萎缩，他们必然要损害普通人的利益，主要是劳动者的利益。以减少他们的财富数量来维持资方的利润规模。其手段就是以“资本”为首要分配依据。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赋予他们的能力。而这在保证资方利润规模的同时却毁掉了生产力，让财富总量下滑，最后所有人都没得到好处。劳动人民财富减少。中小资本家破产倒闭，沦为低收入者甚至债务人。只有少数大资本家获利丰厚，却成为众矢之的，终日惴惴不安。

但是，换一个思路看创新乏力期，利润下滑期，如果此时能将分配依据从“资本”变为“劳动”，不破坏劳动力再生产，那么危机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增速下滑不是财富“总量”减少，而是财富“增量”减少。人们的生活完全可以保持在最好水平上。毕竟，科学技术没倒退，自然资源也可以供给。

所以，私有制的这种由分配错误，不能适应经济阶段的变化，所导致的危机，深刻提醒着人们——“分配依据不能固定不变，要与时俱进，配合好经济阶段的变化。

在经济增速不断上升的时期，要以“创新”为主要分配依据。创新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个阶段让他们多分财富是公平公正的。

在经济增速的下降阶段，从增量阶段转向存量阶段的时候，要以“劳动”为主要分配依据。此时利润不断减少。创新者对财富生产的贡献持续下降。财富主要由劳动者生产。因此，这时候让分配偏向劳动者是公平公正的，有利于保护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维护消费力和生育力。这对经济平稳运行是重要的，也是关键的。

如果在这时候以“资本”为主要分配依据，让财富流向资方，远离劳动者，那么贫富差距会恶性扩大。劳动者的财富将快速减少，导致消费低迷和生育下滑。这在农业社会，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将造成“产能不足型危机”。在工业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将造成“产能过剩型危机”，即有效需求不足。人们有消费意愿，但无消费能力。这让产品积压，销售困难，“倒牛奶”现象大量发生，整个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循环被破坏，迫使资方减薪裁员，增加失业。而失业扩大又让劳动者的财富更少，消费力和生育意愿更低，产能将更过剩，资方不得不扩大减薪裁员，由此开始恶性循环，造成严重停工停产，在一切生产要素都具备的情况下，反而发生经济危机和生产力垮塌

综上所述，私有制之所以让人既爱又恨，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之后，生产被置于私人控制之下，分配也被置于私人控制之下。

如果此时是创新活跃的时期，新方法和好方法大量涌现，那么生产效率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协助下将更快地提升。因为，资本家一边有好方法，一边有“生产资料私有”带来的分配强权，能更好地组织生产，控制劳动者使其服从安排，协调一致制造更多财富。从而使人际关系基本和谐，社会运行稳定繁荣。 

如果此时是创新乏力期，效率提升已不明显，利润增量日渐下滑，则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化分配规则会错配财富，通过毁掉劳动力再生产来毁掉整个经济，毁掉社会的稳定和谐。

整个私有制历史的错误，就集中隐藏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中。私有制必然催生竞争性的人际关系。竞争性的人际关系必然以“利润”为首要目标。因为利润的多寡影响着竞争力。所以，整个私有制社会逼迫所有人追逐利润。这种情况在利润下滑的时期也不会改变，而是更加严重，于是导致零和博弈。而零和博弈就从互助，变为互斗，互相拆台。这在经济增速的下行期，就会把“利润减少”变为“财富总量减少”，毁掉原本健康的历史进程。

所以，数千年私有制王朝的覆灭史，经济危机的周期史，最后一定会用反反复复，愈演愈烈的悲剧，把人们的思考引向“公有制”。因为，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后，计划经济让竞争减弱了，“利润”不再是经济的首要目标。在经济增速的下行期，人们不再以资本为首要分配依据，不再会因为追逐私人利润而把经济推向危机。于是，周期性的王朝覆灭和经济危机就解决了。社会主义就此诞生。

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原始部落的公有制生产有类似的问题。在把“劳动”简单地作为分配依据后，没有考虑到它只是阶段性的主要分配依据。在其他阶段，比如增速不断上涨的时期，“创新”才是最重要的分配依据。 

因此，传统的社会主义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做了近似的分配安排后，取消了依据“创新”进行“合理剥削”的可能。结果就是，创新力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创新者被普通劳动者做了“反向剥削”。这导致创新力被损害，不如允许剥削的私有制社会更有创新活力。于是，传统社会主义出现了生产效率增长乏力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饥荒现象。这就是“创新”没有得到公平分配的结果。

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被资本主义复辟，给了人类新的思考方向。人类慢慢意识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不应该是“公有”，“私有”，再到“公有”，再到“私有”的反复过程。肯定和否定之后应该是“否定之否定”。

所以，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被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再到现在新自由主义也走向衰落，这些都是在告诉人们，公有和私有之后，应该是二者的“和其两长，各去其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具体说就是，分配依据不能固定为“劳动”，也不能固定为“资本”，而是要依据创新状态的变化，依据利润多寡的变化，即依据经济阶段的变化，分别采用不同的依据作为主要分配依据。

在增速上升的阶段以“创新”为主要分配依据。在增速下降阶段以“劳动”为主要分配依据。 

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理应获得适当回报。但无论在哪个阶段，资本对财富的分割要与创新和劳动相协调，不能毁坏它们。因为创新者和劳动者是财富生产的主要贡献者和主力军。 

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最有潜力的人类制度。因为他将公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集权和自由做了融合与协同，并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为基本特征。这种制度安排最有利于实现分配依据的灵活变化，更有利于实事求是，具有高效适配经济阶段变化的潜力。

因为以公有为基础，往私有转，股份化可以较轻松地实现。毕竟是增加了人们的私有财富。而以私有制为基础，往公有转，要让人们交出财富，特别是让那些握有生产资料的富人交出财富，那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以公有制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为基本特征，是比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融合型社会，更有灵活包容的特性，更能实事求是的。

最后做一个简短总结。私有制的诞生与“方法”压倒“劳动”，指挥并控制生产有关。创新者必然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来掌握劳动者，掌握生产。但是，创新者在不能继续创新后，为了私利，为了继续多分财富，在分配依据应该从“创新”变为“劳动”时，用“资本”来做了阻拦，也将自己变成了资本家。而这个分配依据的变化过程被“资本”打断，引向错误方向后，聪明就反被聪明误了。随后而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就用社会财富的大毁灭，经济的剧烈下滑，来以退为进，为利润的再次出现铺路。

危机前，利润不断减少，私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岌岌可危。危机爆发后，尤其战争爆发后，人也死了，财富也毁了，而科技未倒退，自然资源也还在。于是，只要恢复和平，生产就能轻松触底反弹，制造越来越多的利润。这种上升无望，用下降来为上升让出空间，然后使利润再次出现，经济进入增长期，从而使私有制摆脱危机，又欣欣向荣的做法，既残酷又愚蠢，充斥着阴谋与邪恶。因为它是以创新者和劳动者的大量死亡，以现有财富的大毁灭为代价的。

这就是不改变分配依据，不建立灵活务实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就总是发生周期性危机的原因。无论私有制和公有制，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都一样。只要分配规则是僵化死板的，不能适应经济阶段的变化的，就必然引爆危机。

这就是，私有制遇到创新活跃的时代，就快速制造繁荣，让人喜爱。而私有制一旦失去创新的支撑，就原形毕露开始自毁，丑陋不堪，让人厌恶。

参考文章：

《从“扩大消费”谈经济模式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变革的历史洪流》

2024.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