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的“姓社姓资”演讲，为什么在知识界引发剧烈反响？_风闻

阿根廷总统米莱17日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演讲，相关视频和译文在国内外广为传播。我认识的国内学者中至少有5位或撰文或在朋友圈就其演讲内容发表长篇评论，批判质疑和赞同支持者都不乏其人。

国际上，不少主流媒体也纷纷报道，一些学者与政治人物也就此做出公开回应。和米莱同为拉美国家领袖、同样经历过国家兴衰转变，但是立场却截然相反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对米莱提出严厉批评，说米莱讲话是“他的纳粹意识形态和麦卡锡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耻表现”，是在摧毁阿根廷经济，——和米莱在演讲中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

在达沃斯这个大国领导人云集的舞台，为什么一个不那么重要、而且正经历危机国家的领导人的讲话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

除了米勒自带舆论效应，再被标签化为一个荒诞不经的政客后，早已成为媒体追逐和政治观察家们等着看笑话的对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以一个带有浓厚奥地利学派色彩的经济学家身份，一出手戳到了当今世界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国家管制为分野的两种制度模式、两种经济理论、两种社会治理价值互相激辩争夺的最敏感地带。

尤其对中国知识界理论界来说，米莱演讲还切中了大家非常熟悉且在意的“姓资姓社”之争。

三十多年前，“姓资”“姓社”两种思潮就在中国知识界理论界，乃至在国家制度与政策价值导向层面都进行过激烈争夺，后被当时领导人更务实、更符合当时中国发展需要，同时也极具政治智慧的“不争论”要求平息，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那个时候，在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也风头正炽，历史以由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在苏东的巨大胜利似乎正走向终结。如果在那个时候，米莱做此番演讲并传入中国，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回响。

但是，进入本世纪后，特别是2008国际金融危机后，原来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崇拜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一系列危机迅速崩塌退潮，以国家干预和政府主导为特征的新治理理念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在理论及实践层面获得了不少认同。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年轻人对资本和国家或个人进行利益媾和毁灭人性与公平产生的恶果正一片愤怒的情况下。 在中国这个范式转化的腹心地带，在这个两种主义与制度模式、价值理念正碰撞得火花四射的思潮高地，米莱演讲引起最广泛关注、招致最激烈批评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米莱在演讲中赞扬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给世界带来的自由繁荣，同时痛斥集体主义及其它以集体价值为内核、以政府管制为表现的各种主义给各国带来的衰退和灾难。他从层层递进的三个层面，抽丝剥茧阐释自己对阿根廷与世界经济治理的主张：在阿根廷国家治理上，他要彻底清理既往政策中的集体主义与政府角色，改行自由资本主义政策；在对西方的集体反思上，他提出要对西方在经济思想与社会治理上的国家干预倾向进行思想和政治批判；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及路线上，他提出要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对抗。

与所有奥地利学派特别是哈耶克最忠诚的那批自由市场信徒们一样，米莱宣扬市场至上、个人至上、政府之恶、国家之恶，并由此推导出自由和奴役两条路径，在设想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乌托邦的同时，又将基于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为价值内核的其它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归为另类，给他们扣上“奴役”的帽子并进行严厉拷问，最后又以一句极具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自由万岁”结束演讲，他就是想在非西方国家政府与知识理论界交朋友，恐怕也不会有人和他握手了。

事实上，无论是米莱承袭哈耶克设想的资本主义自由乌托邦，还是历史上不同阶段社会主义者设想的所谓真正自由的乌托邦都是不存在的。两种主义发展到今天，都认识到了激进原教旨的危害。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引入了市场、资本等元素，资本主义也自引入了国家干预、产业规划等元素，两种主义都有其优势，同时也都有其极难克服的弊病。

从这个维度看，米莱的挑战对象不仅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还包括事实上已摒弃市场原教旨市场的西方凯恩斯主义，他不光在已经建制化的资本主义追随者眼里是个基于纯粹理想主义的疯子，在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者眼中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但是，把他放到阿根廷，放到这个衰败到已经不能再衰败的国家，他就算真是个疯子是个小丑，也不奇怪。

不管是破罐子破摔，还是极富冒险精神的大胆尝试，就当是一场社会试验，由他去吧。如果失败，这个代价只能由阿根廷人承担。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