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时代如何重建“人”的尺度 ——“人文精神大讨论”30 年与当代思想状况_风闻

陈思和（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今天的讲座题目是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30年”。时间过去30年了，现在人们都在谈ChatGPT，我们居然还在谈30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否太落伍了？不过把当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当代知识分子立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值得谈论的问题，所以，我想围绕这两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我和晓明老师都参与了30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最早发起是晓明老师组织的华东师范大学一些研究生对某些当代文学现象的批判，后来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时题目叫作“旷野上的废墟”。**30年以前的中国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发展时刻，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社会各种矛盾冲突尖锐起来，既有问题，也蕴含生机。

《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

“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不管是在什么“主义”的引导下，都不可避免涉及资本的因素。对于市场经济如何在中国践行，可以说，对此我们并没有经验，当时小平同志说了一句大实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寻找真理和检验真理。一般来说，实践总是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找到了真理，一种是没有找到真理。**所以，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先是深圳、上海开始成立股票交易所，紧接着是的浦东开发开放，海外投资逐渐多了起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拉近了。过去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是靠工资吃饭的，人们还处在一种非常简单、朴素的生活中，经济收入也相对低微。但自从推行了市场经济以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以及炒股票、炒房地产等都出现了，百姓的经济生活也有了改善。我们今天看到的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萌芽。这个变化，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最大的诱惑是人人都可以有发展的机会，或者说是“发财”的机会，机会平等，甚至胆子越大的人，机会也就越多。这对一向安分守己的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这个冲击是半个世纪以来未有的，中国老百姓心底的欲望被煽动、呼唤出来，人们觉得只要通过自己的拼命努力，就可以梦想成真。记得那段时间，中国（主要是深圳、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似乎进入一个“全民皆商”的环境中，大家坐在一起经常谈怎么炒股票、怎么做买卖、怎么投资、怎么出国淘金等。当然，今天的中国经济高度发展，很多现象都由无序变得有序，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存在很多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人的“欲望”问题。一方面是个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实现自己欲望、梦想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当欲望一旦冲决而出，就像晓明说的“所罗门的瓶子”一旦打开后会达到什么样的限度，是要靠个人把握尺度的。马克思表达过类似意思，一个人如果可以获得300％的利润，他或许就敢犯任何罪行，连上断头台都在所不惜。这当然是极端个案的情况，但民众的欲望之潮一旦把理性闸口冲垮，那就会汹涌澎湃，什么法律的闸门、道德的闸门、亲情的闸门等，都有可能被冲垮。

**人的欲望是伟大的，它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那么，什么是欲望？欲望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首先当然是“权力的欲望”，中国老百姓从来不缺乏对权力的认知。其次就是“物质的欲望”，过去受生产力所限，人们对物质的欲望相对较低，可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欲望被极大提升，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闸门来控制，物欲泛滥，反过来极可能刺激权欲，出现各种腐败问题。再者就是物欲、权欲带动的人的第三种欲望，即人的情欲（也就是性欲）的泛滥，这种情欲泛滥很快就打碎了社会上原先比较稳定的家庭结构和男女关系结构，出现了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以及各种性滥交现象。这些现象在当年或许还没有那么严重，但问题的萌芽都已经展示出来了。

资本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披荆斩棘，冲破各种压制、束缚人性的社会力量，通过唤起人们的“三大欲望”来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外一面，资本也会促使人性欲望在发展的过程中转向反面，使一个本来简单的人变成复杂的人，一个简单的社会变成复杂的社会。**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社会往往是在“藏污纳垢”中向前发展的。**面对这柄双刃剑，当时人们可能还没有找到有效控制的好方法，即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自觉控制人性的变异。

1990年代以前，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但到1990年代以后，情况变得非常多元、复杂、暧昧。你每一步跨出去，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或者两者混淆在一起。你每跨出去一步可能成为当代英雄，也可能成为一个失败者，这中间就是一线之分、一念之差，任何一念之差都可能会引发连锁问题。当时的我们，晓明也好、我也好，其他知识分子也好，都是非常支持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都是为这个政策叫好，希望它能够彻底实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各自的领域中都发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者，面对着这个时代，当时我们觉得有义务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这就是“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

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王晓明老师，还有张闳、张柠、徐麟及崔宜明也参与了讨论。**当时，《上海文学》有个专栏叫“批评家俱乐部”，第一期讨论就是晓明老师主持的研究生讨论，针对的是当时单纯为了追求利润而丧失批判功能的文艺现象——当然这些现象到了今天已司空见惯，比如电影需要影评背书创造票房奇迹等。**当时他们看到文坛上一些有名的艺术家、作家为了迎合市场去创造一些作品，例如他们针对王朔的小说、张艺谋的电影，提出了一些批评看法，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争论。**1993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全国文艺理论年会，一批与会学者如张汝伦、朱学勤、高瑞泉、许纪霖等带来相关看法，他们也对当时社会的各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这次讨论引起了《读书》杂志的注意，《读书》当时的主编是沈昌文先生，他建议在大会开完以后再开小会，在小会上把这个问题集中起来讨论。后来在《读书》杂志的引导下，我们组织了六次连续讨论，《读书》杂志则连续刊发了六期，然后又蔓延到整个学术界甚至全社会，争论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这就是30年前“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简要过程。

“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当时社会引起非常广泛的关注，当然其中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我们最初把题目叫作“寻思人文精神”，“寻思”一词就说明还没有这个精神，我们只是在寻找，能否寻找到还是个未知数；后来又改成“提倡人文精神”，“提倡”的意思就变成了肯定有这么一个存在，而大家当时仅仅是在寻找，寻找一种“人文精神”。**还有的学者考证了人文精神源自西方文艺复兴，是舶来品，不是中国货。反正当时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其实我们讨论人文精神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直面一个人欲横流、泛滥的社会的各种状况。这个问题很复杂，推动物质欲望的主体是普通的老百姓，那么，作为一个知识者应该怎么看这种状况？

其实我们也没有对社会做普遍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当时更多强调的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毛病，带着一种自我批判的态度。为什么我们读书人特别关注自身？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因为我们读书人特别没用，想赚钱也赚不到，只能看别人发财，有人就说我们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然后就开始讲人文精神了。总之，讨论是很尖锐的，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但没有结果，后来又影响到一些作家出来发声，比如张承志、张炜等，虽然也没有结果，但还是产生了影响的这次讨论的影响到今年已30年。上次我们在复旦大学也举办了一次讲座活动，好像每过10年，媒体、高校就会重新提起这个话题。这大概是因为人文精神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解决，关于人如何有自信、如何面对社会的各种狂潮、人如何回归理性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解决。当时所担忧的问题，现在可能仍是痛心的所在。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延续到30年以后？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思和先生刚才有两点讲得特别好。一是，他清楚地向各位介绍了这场讨论的大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持续两年的讨论；二是，他明确地指出，当年这场讨论所针对的问题到今天并没有解决。记得“人文精神大讨论”10周年的时候，上海交大举办了一场演讲会，在演讲中我是这么说的：“当时我们针对的问题，十年来是日长夜大。”在今天，我觉得这句话依然适用，甚至那个问题是膨胀得更为巨大了。

这场关于社会文化的讨论持续如此之久，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反响，收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激烈的批评，不但吸引了许多人文学者和作家参与，还引起了一些社会科学学者的关注。我记得讨论到第二年，《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采访文章，题目叫《经济学家说话了》，报道了好几位经济学家对人文精神问题的看法。这都说明，这场讨论触及了一个比较重大的社会文化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今天回过来看，我愿意这么来描述（思和先生刚才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当时模模糊糊地觉得，社会正在快速形成一种新的主流文化，它明显不同于1980年代的主流文化。自1978年我们进大学读书的时候起，思想解放、政治民主、文化开放，这些是清楚地构成1980年代主流文化的重点。可到了1990年代，一种新的文化或者说支配性的文化快速形成，当时我们并没有看得很清楚，很多与之有关的事情，我们其实都来不及想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不同于1980年代的新的文化，是有很大问题的，它意味着某种对于社会进步来说必不可缺的文化因素的萎缩和破坏，所谓“人文精神”就是对这个文化因素的称呼。

这种新的文化之所以会出现，当然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用思和老师刚才的说法来讲，就是民众的欲望在长期被压抑之后爆发的力量，以及允许甚至鼓励这种爆发的社会的巨变。当然，在1990年代初期，并不是所有被压抑的欲望都有释放的空间的，有一些门还是被锁着的，只有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这一方面的欲望之门是敞开了的。在这样的有明显偏向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文化，出现问题是必然的。只不过在当时，我们至少我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无法看得很清楚，虽然知道一个新的社会状况势必会形成一种新的支配性的文化，但是怎么来解读这一新的文化，怎么来把握它的前因后果包括它的制度性的前因后果，我当时还想不清楚。

今天当然是不同了，因为30年来，这种文化日长夜大，不但面目非常清晰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它的笼罩之下，几乎时时刻刻都会体验到它的强大和偏颇，领略它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影响乃至伤害。所以，现在的情况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厌它、想要摆脱它了。

**我用两个词来概括它。第一个词是“丛林法则”，其核心部分是强调竞争的普遍性和正当性：它断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在利益上是相冲突的，彼此之间主要是竞争的关系，社会就是通过竞争关系把大家组织在一起的。**一旦接受和认可了这一“丛林法则”，我们就会全身心地、理直气壮地投入所谓的“生存竞争”，以此追求我们的利益。所以，当人们如此投身于竞争的时候，是非、对错，有关伦理和道德的计较，就都可以先放在一边，人们甚至会允许自己为了利益、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尽管我们都知道人生并非只有赚钱逐利这一件事情，但是那种“等我实现了财务自由以后再来讲究是非善恶”的自欺意识，还是会将我们的手脚牢牢地锁定在专注于狭隘的功利主义这条路线上。

不过，人类的丛林世界与其他动物的丛林世界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人类的丛林世界里不是各行其是、完全自由平等的竞争，人类的丛林里有统治者，他们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还为此制定竞争的规则，并强迫大家按照规则来互相冲突和厮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将整个人生都投入这样的竞争，我们就越会受到丛林规则的深刻影响，并被这种规则所深刻改变。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词了：“人的机器化”。**当规则说，有大学文凭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我们就从小压抑玩耍的天性，把时间都用来读书；当规则说，读书就是做习题，我们就从早到晚做习题，无论学什么知识，都用做题的方式去学。就这样，我们的整个知识活动甚至精神活动，都不知不觉被纳入一个“按照题目来追求标准答案”“迅速地获得标准答案”的过程。于是，我们相信凡事一定有标准答案，我们越来越不习惯很多事情居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越来越习惯于按照指令来做事，读书的时候是这样，工作以后也是这样，至于指令对不对，应不应该执行，就不需要考虑了。

竞争求胜的过程不知不觉变成了这样一种求取标准答案、服从指令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的竞争也越来越变成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在做事的能力上胜过别人，而是在听话的能力上胜过别人。这正是“机器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人会“将枪口抬高一寸”，而机器只服从命令，完成任务。**人的各种能力包括潜能，都在这样的竞争轨道上被改造：那些有助于人辨别真伪、善恶和美丑的能力日渐萎缩，那些有助于人敏捷、迅速地把握指令、完成任务的能力日益增强。**一旦我们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展开自己的大部分人生，我们就会在事实上形成一种越来越顽固的观念：应该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

在这样的越来越专注于答题、听命、免责的竞争道路上走得久了，我们每个人身上本来都有的独特性，就受到越来越多的压抑。原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和意愿，并努力把自己的感受和意愿表达出来，与大家沟通，让别人了解，进而更努力去实践并以此发展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人的独特性，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和生长的。可如果大家都按照竞争法则，走同一条以答题、听命、免责为重点的竞争道路，我们势必越来越相像，个人身上的独特性越来越少，我跟你、你跟他，我们跟你们、和他们，都差不多，彼此都可以互换：人就变成一种互换性、通用性越来越强的生物，或者说，机器。

这样的“机器化”的结果，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人的“小器化”。**具体来讲，就是在如下这五对事项中，我们越来越偏重于前者：有形的、物质的 vs 无形的、非物质的；当下的、眼前的 vs 过去的、未来的、远处的；自己的 vs 他人的；竞争的 vs 互助的；重功利的 vs 重是非的。**今天，恐怕很少有人能说自己不受这样的“小器化”影响吧。

30年来，在这一种将人搞得越来越“小器”的文化的支配下，社会也好，无数的个人也好，都不同程度地按照这一文化所培养的感知、思考、想象方式和价值观来安排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经济结构、城乡关系、人生道路……但在今天，大家开始发现，再这么往下走，状况越来越糟糕了，这套文化和与它共生的社会结构及运行机制开始明显地失能。也就是说，转折点正在形成：既是文化的转折点，也是整个社会的转折点。

我从两个方面来描述这个转折点。**首先，当整个社会的“竞争化”及其法则发展到今天这样全面和深刻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竞争化的世界本身却开始缩小了。**以大学为例，最近20年，大学及其科系之间的关系、大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竞争化、丛林化，可一旦走到这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大学和大学生活实际上是没法继续这样往下运转的。举个例子：当所有研究生都不得不发C刊论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多杂志可以发表这么多论文。整个社会也是一样，当几乎所有人都把赚钱这件本来只是人生一部分的事情扩展成人生的几乎全部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可赚钱的空间来让所有人都如此投入。当把竞争和赚钱想象成无穷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它远非无穷大，而且还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缩小。

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为什么这个空间会缩小，我只说一点：我们对这种“缩小”的感受，是正在日益扩散的。30年来，我们都以为可以像前一代人那样，通过竞争成为“财务自由”的赢家和成功者，有房有车、出国旅游、子女赢在起跑线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赢不了。当一种竞争的结果，让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可能会是输家，区别只在输的程度有所不同的时候，这种竞争就很难继续了。对此，我们没有足够的对抗性的精神资源，因此，只能被动地继续竞争，但是，种种怀疑、无聊，觉得人生无意义、惶恐的情绪依然挥之不去。

**其次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对社会的严重挑战。**这些年来，我们身心两面的“机器化”已经日趋加剧，我们的独特性也就是我们对于他人和机器来说的“不可替代性”，已经越来越弱，而机器通用性也就是上述意义上的“可替代性”，却与日俱增。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在多种社会条件的协助下，正在逐渐夺占和消灭已有的雇佣工作岗位。在这两面夹击之下，我们中的多数人尤其是中青年人，就不得不认真地担心自己会不会很快——甚至已经——成为人力市场上的“多余人口”。“多余”意味着失去竞争的资格，这比在竞争中成为输家更糟糕。如果参与竞争的人大多觉得自己赢不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被排除在竞争之外，那么，竞争的游戏如何可能继续？那种将大家组织进竞争轨道的文化，又如何能继续引领人心？

好在人是能够反省的，我们撞了南墙以后是会回头的。**一旦发现今天这样的文化和与它配套共生的社会制度与运行机制，非但不能帮助我们解脱困境，反而令我们更为被动，我们就会本能地去尝试探索和发展另外的文化，另外的价值观，另外的感知、思考和想象的方式。**比方说，从“佛系”到“躺平”，这些说法会迅速流行，就是体现了一种想要退出竞争，退出丛林法则下的残酷“内卷”的意愿。当然，意愿不等于实际行动，很多人实际上仍然不敢退出，但这种话语的广泛传播，有其社会根源。再比方说，很多人开始关注和尝试各种互助而非竞争性的生存方式，这样的努力并非今天才开始，不少为此建立的机构——例如北京郊区的“工友之家”——都已经有十年或更长的历史。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迫成为人力市场上的“多余人口”，这方面的意愿和行动或将逐步扩大。再比方说，重新关注公共事务。疫情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是：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状态出了问题，这地方的个人生活也将陷入困境，失去自主空间。也就是说，我们被迫重新意识到，很多日常生活里的重要的是非问题，是不能够轻易放弃的。

**我们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人”的问题，这是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想的问题。**在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熏陶下，我们会认为“人”就是竞争中的胜者，可现实告诉我们，“人”不是这样的生物，如果我们这么想象自己的话，我们会输得很惨，因为做题也好，执行也好，机器人都比我们厉害。**那应该怎样来理解“人”？这恐怕是今天最深刻的一个文化新变与困境。**它让我们重新意识到30年前用“人文精神”一词来指称的那种对于社会进步来说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具体怎么称呼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再次明白了，社会不能没有它，我们不能没有它，它是我们理解何为“人”的一个重要参照。

陈思和：

晓明老师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我看到他的电脑里写了密密麻麻的提纲，他有很多非常新的想法。我们三年多没见面了，也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坐下来、敞开思想聊天，刚才我听了晓明的发言也很受启发。我就接着晓明的想法谈一下我的感受。

对于“人文精神大讨论”及其30年后的意义，其实我们在30年以前就朦胧地感受到了一些状况的苗子，只是这些苗子如今已经变成庞然大物，而且已经让每个人心里都感受到一种压力。今天，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大家好像都活得不太踏实。有钱的人提心吊胆，没钱的人更是不开心，不像以前有人说的“虽然没钱，但很快乐”，过去老庄的那套东西现在似乎都不顶用了。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大概青年老师和同学们比我的感受更深切，就是刚才晓明老师说的，**社会上的内卷、竞争等形成了一个“法则”。**这竞争更多是个人的竞争，每个竞争者的格局都非常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而且欲望都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这有点像19世纪末的欧洲，当时欧洲发生了资本主义崛起、工人斗争、社会主义思潮等，巴黎公社正是在社会冲突最激烈的时刻诞生的。此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其中一个原因是欧洲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对外打开市场，很多国内矛盾都转移到海外去解决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工人游行、罢工基本上是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斗争，欧洲国内政治矛盾看上去平息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大家安心地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欧洲作家发现了问题，这个作家就是罗曼·罗兰，他写了一本书叫《贝多芬传》，这本书轰动了欧洲，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出呼吁：欧罗巴太衰老了，要赶快把窗打开，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可是当时欧洲各国都在争权夺利，人们都在追求、满足物质欲望，社会主义运动消歇，直至1914年突然爆发世界大战。但在世界大战的前夕，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人们都沉浸在一片狂欢中。当世界战争突然爆发，一批欧洲的知识精英仍在为自己国家的统治集团摇旗呐喊，宣扬虚伪的爱国主义，法国的作家维护法国，德国的作家维护德国，世界很快就撕裂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欲望不断膨胀，冲突加剧，最后就出现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从3万字的《贝多芬传》到4大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写的是一个人的精神追求不能被物质所束缚的故事。他一直在呼吁：大家要超越混乱，德国兄弟、法国兄弟、英国兄弟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这场战争。结果只有瑞典颁给他诺贝尔奖，全世界都在忙着打仗，一战最终死亡几千万人，就像晓明老师说的，人总是在这些代价、失败当中清醒过来，但是其实也没清醒多少，我们都知道很快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现在大家已经不大提起罗曼·罗兰，法国人也不关心他，但是在我的阅读史中，我是非常认可他的，因为这个人敢于在所有人都朝一个方向走的时候，站出来说，你们应该朝另外一个方向走，这就是理性的声音，能用理性说话的人，就叫知识分子。人非常不容易做到真正地拥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当世界进入非理性狂潮的时候，进入一个全民皆为欲望所驱使的时代，有人能站出来说“不”，这是很难的。

罗曼·罗兰

张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陈老师和王老师给我们做出的既是历史的回顾，也是对这个时代的高屋建瓴式的判断。他们一向如此。这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担当和现实关怀，也就是人文主义的精神。

我虽然参与了这一场人文精神讨论，但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当时，晓明老师跟我说，我们要对当下的文化现象做出一些批评。我正闲着没事干，一听就来劲了。我现在回想两位老师刚才讲到的深刻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经过30年，慢慢显露出来了。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回过头来学习的过程。**但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就是勇气、激情和批判性的理性。**针对时代社会，思和老师刚才说需要勇气，需要激情，需要高度的理性和对时代的判断，我们当时作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作为正在成长的批评家，激情很充沛，有一种文化上的不满，有一种批判的冲动，虽然对于陈老师、王老师讲的深远的、高瞻远瞩的想法不一定能够感受得那么深切，但是我们保持这种勇气和激情进入了这个时代。我现在对现实反倒不怎么批评，这倒不是说我没有勇气，而是我觉得时代离我远去了。

回顾当年，我们正是通过批评来介入这个时代的，葆有一种积极介入和批判性的勇气，这是年轻批评家的一种本能。刚才晓明老师讲有个转折，这个“转折”可能就是要我们有所作为、有所行动。**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通过言说去发言、去行动，通过学术批评和文学创作，去介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而今天这个时代问题必须得由在座的年轻一代自己来解决。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老师或者前辈来指导该如何进行讨论，而是本着对时代的切肤之痛给出强有力的反应。同时，1990年代相对开放的时代环境也提供了这种机会，尤其是我这种从外省来到上海的年轻人，一进到文化领域，更像一种野生动物，没什么规划，也没什么规矩，就这样闯入了这个时代。当然我也很幸运，一不小心就踏入一个时代重要的文化实践当中，这对我有很多启发，也是很大的激励，成为我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一环，而且是跟一个时代紧密相连的一环。这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张屏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不是大讨论的亲历者，当时我还小，还在读初中，但因为我是上海人，两位老师刚才提到的那种时代气氛，我是有记忆的。今天的一个主题是“人文精神大讨论30年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作为一个后学来谈一点我的感受。

第一点是在30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站位是比较清晰的，陈思和老师提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区别，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带有1980年代的整体性立场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这种整体性被打破了，尤其是人文知识的学院化和专业化使得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从历史上看，现代的知识分工当然有一个过程，文科和理科的分道扬镳不去说它，文科内部也被打得很散，甚至在同一个专业里也是“各自为营”。这种过于细化的专业分工对于形成“理想的知识分子立场”是没什么好处的，但是它对于当下的学科化、学科建设是有好处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本来应该用来回应更大的问题，对社会整体有更大的想象，能够提出更大的问题乃至给出解决方案，但在这样的专业化面前，就无法再起到这些作用。**严格地说，专业化并不等同于专业，知识分子应该有专业知识，但不应该在思维和生活方式上受制于专业化，变成“只攻一点，不及其余”，放弃了专业以外的思考。从现状来看，尽管越来越多人投入学术生产，包括我自己在内的“80后”“90后”学者，好像并没有把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掉一些，反而可能和这些问题越来越隔膜了。比如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一般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也会像代际的血缘关系一样形成逻辑关系，但是新一代的青年学人的代际问题并不明确，他们更多进行的是一种流水线式的学术生产。虽然也有人提出“‘80后’怎么办”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更多是一种在自身的安身立命问题上所产生的焦虑感，缺少了一点大的时代意识。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刚才说的专业化，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最近十多年以来学术高度的体制化。

**第二点在于知识话语本身的变化。**这30年以来，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节点就是进入到互联网模式，知识不再完全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而是被搜索引擎所掌握，人人都可以成为“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就不再神圣了。比如豆瓣、知乎上有非常多的人在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另外一种跟学院教育自上而下的传授方式不一样的掌握和传播知识的方式。这就带来一个发言权的问题，现在人人都可以发言，而不像以前，发言要有门槛，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就在基础教育门槛上发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高等教育门槛上发言，知识分子可能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发言。但是现在的发言层级已经被打破，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讲座，我们似乎是在谈一些正儿八经的问题，但此时如果出现一个弹幕，就很可能把整场讲座解构掉。如果是无数的弹幕霸占了屏幕，那么，巨大的声音就完全能够把知识分子的声音覆盖，到底哪些声音更有价值，根本无从甄别。当然这反过来也有助于知识分子反思自身的局限，就像刚才王晓明老师所说，人文精神刚开始也是带着反思性去提问的。现在反思“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的急迫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了，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发现自然科学界比如医学专家的声音，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人文精神讨论跟一切讨论一样有它的历史背景，刚才思和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得非常清晰，今天再来重温这30年的历程，我们也不能忘记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后果、成果纳入。刚才提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确使中国飞速获得了经济意义上的大国资质，这一点也需要跟重温人文精神结合起来看，多数人享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如何在这种状态下来看待今天的人文精神价值，它是不是能够再度切入当下重新分配之后人们新的焦虑感和危机感之中？这种焦虑、危机感，以及付出的巨大代价，刚才王晓明老师已经给我们描述得非常深刻了。

**我很同意老师们说的，人文精神还是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问题来说，那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人类性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在用搜索引擎来搜索知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机器化”了，也就是机器化意义上的异化。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提出“机器化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因为背后也脱不开资本和权力，但是机器化毕竟让人类重新意识到了一种基本的、共通的危机感，这是属于基本单位“人”的。这也就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在今天重新受到巨大关注的原因，多数的科幻作品又回到了“人”的生存挑战层面。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讨论人文精神，不仅仅是一个怀旧的行为，如果我们要面对的是人类的生存危机，而人文精神都不是我们自救的方式的话，那还有什么方式呢？

陈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我们在这场讲座中听到了很多关键词，比如“欲望”“竞争”“罗曼·罗兰”“知识分子”“理性”“人工智能”“转折点”“行动”等。刚才两位“50后”老师讲述他们在1990年代的困惑时，这边坐着一群“80后”老师，我们也有我们的困境，在座的同学们可能也会觉得你们的困境更大，每个人首先看到的都是自己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人文精神是一条河流，它从1990年代流经我们的读书时代，再到在座大家的读书时代，我们可以相互观看，看到前辈们的生活和思考，再来反观我们自己，有了反思以后，就有了王晓明老师所说的“理性的力量”，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不同的行动，哪怕这个行动非常微弱。

**在今天这个场合，我想最好把所谓的知识系统和结构性需求全部打散。**我们“80后”这一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期，还没有“内卷”这个词，如今，我当然也感受到了内卷的压力。对于在座的大家而言，你们可能没有经历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你们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变化。但我依然觉得还是需要去思考它，要把它打散。如果这些精神的碎片依然能够影响到大家，就已经足够了。也许今天各位老师的发言能够留下一点点有力量的碎片、留下一点点余温，让大家感知到一点点力量，也许这一点点力量、一点点温度，就可以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