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谈"欧洲居间两场战争中"_风闻

欧洲居间两场战争中

作者：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 

（2024年1月3日在大陆峰会（Grand Continent Summit）上的西文讲话《欧洲居间两场战争中》（Europa entre dos guerras））

（中文稿系本人根据西班牙文稿翻译）

——从乌克兰到加沙，炸弹掉落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上。2023年是两场战争之年，2024年是多个选举之年。何塞普·博雷利在"大陆峰会”上对处于转折点的欧洲的评估我们边境有两场致命的战争在进行，它们在欧洲政治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最近中东再次爆发的战争。我在此集中谈谈这两场战争对欧洲的影响后果，因而不谈及我们外交政策其他重大问题，如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气候变化的影响或萨赫勒地区的紧张局势。2019年我开始任期时已直觉到安全问题将愈发重要。因此，我们着手制订了一份战略指南（Brújula Estratégica），我们安全与防务共同政策的一项新战略。2021年11月提交该指南，那时我曾说"欧洲身临危境" 。欧洲身临危境那时，不少人认为我言过其实，只是一种推销"战略指南"的营销手段。那时多数观察者仍旧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其目的是向西方施压，迫使做更多让步。至于中东问题，正如拜登总统的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就在前不久去年9月所言，“情况少有如此平静” 。常有人劝我别关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不管情况如何，都无法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因《亚伯拉罕协议》形势进展积极。尽管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遭受的暴力不断增加，非法定居点继续一点一点啃咬可能的巴勒斯坦国的领土，但已无人给予更多关注。深信巴勒斯坦问题会自己解决。然而，我提出“战略指南”后没几周，战争突然重返欧盟边界，而且自10月7日以来，我们近邻情况更加恶化。加沙地区严峻局势已成为最紧迫的要处理的问题，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仍是要害事项，因为意味对欧盟是一种关系生存的威胁。尽管这两场冲突的当事方和起因各不相同，但相互关联。可能现在称之为"全球南方"对加沙冲突的领悟方式会削弱这些国家中的很多国家对乌克兰反抗俄罗斯入侵的支持。欧洲的德摩斯梯尼时刻 新冠疫情期间，我们通过发行共同债券建立了"下一代欧盟"，那时有人联想到"汉密尔顿时刻"，这是指1790 年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决定接管联邦各州的债务，就这样建立起联邦共同债务。然而，这种类比有待商榷，因为"下一代欧盟"并不涉及成员国债务存量，是一种不想重复的特定业务。如今也有人联想到"德摩斯梯尼时刻"，这是指雅典伟大演说家和政治家德摩斯梯尼的举动，他从公元前 351 年开始，通过一系列著名演说，以猛烈之言辞抨击马其顿腓力二世，动员其同胞来捍卫雅典的独立和其民主体制，对抗马其顿的腓力—亚历山大大帝之父—的帝国主义。这种比较较为合适：我们目前面临一个大国的帝国主义，这个大国不仅威胁乌克兰，也危及我们的民主体制和整个欧盟。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航向，如果我们不调动我们所有的能力，如果我们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得胜，如果我们让加沙人民继续遭受灾难，欧洲项目将受严重威胁。因此，我们要更仔细地分析这两场战争，以及我们可如何影响它们的进程。常有人对我们说，地缘已不再计算在内，地缘在冲突中已不再存在。但这两场冲突仍与领土问题有关。乌克兰情况，冲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和一个帝国大国俄罗斯之间。俄罗斯从未有能力成为一个为真正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在沙皇时期、还是在苏联或现在的普京时期，俄罗斯始终是一个帝国。只要对俄罗斯这一帝国身份不提出质疑，俄罗斯对其邻国、尤其对我们欧洲人仍旧是一种危险，其政治体制仍旧是专制的、民族主义的和暴力的。许多俄罗斯思想家们已指明：只要俄罗斯不放弃其帝国方案，它将既不能成为民主国家化也不能改过自新。两个民族和一片土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是另一类冲突，但也包含一个领土问题。是两个民族为双方拥有合法法权利的同一片土地而争斗。这场冲突已持续一百年。我们欧洲也曾有百年战争，但这是近东的百年战争。我们如何解决这一战争？两者之一：要么两个民族共享这片土地，要么其中一个民族必须离开、死亡或成为另一个民族统治下的二等公民。第二选项规划的未来是不可被接受的。应倾向第一选项。那就是《奥斯陆协议》30多年来放在桌面上的两国方案的全部意义。然而从那时起真正执行这一选项的做得非常少。但整个国际社会就像欧盟所有成员国一样支持这一解决方案。直到今日，双方的极端分子，哈马斯为一方和以色列右翼原教旨主义者为另一方，竭尽全力阻止两国解决方案成为可能。特别是，《奥斯陆协议》并未阻止约旦河西岸殖民化，也就是说，如同在乌克兰，违反联合国所有决议，也并未阻止占领他国土地。目前，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有70万人，比《奥斯陆协议》签署时的四倍还多，持有的目标明确阻止建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政府拒绝"两国方案" 哈马斯反对以色列的存在，但以色列现政府也长期反对两国解决方案。以色列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很久前就向他的同胞们表明，承诺尽管整个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国绝不会诞生。因此，国际社会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政策是一个难题。然而，以色列社会也有其他声音，如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或那位在贝里集体农庄遇袭的年轻幸存者的声音，他们强调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必要性，他们证词使我深受感动。我深信，这对以色列国的长期安全必不可少的。总之，10月7日的悲剧标明，现状无法持续已崩塌，尽管我们不愿看到。在我看来，这场悲剧有两点教训要领会。第一，冲突各方不可能单独找到解决方案，而是需要国际社会、阿拉伯邻国、美国和欧洲应强加一个解决方案。第二，我们必须改变方式。在奥斯陆，未界定谈判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颠倒程序。首先，国际社会应确定谈判最终目标，之后通过当事人的谈判找到实现目标的方式。如今，阿拉伯国家，包括那些承认以色列并保持关系的国家已明确表示，如果两国解决方案无保障真正实施，那就不是他们再次支付重建加沙的问题。如不是这样，从长远看，和平决无再有。以巴问题无军事解决方案以巴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哈马斯首先是也仅仅是一种理念，无法用炸弹扼杀一种理念。扼杀坏理念唯一办法是提出一种更好理念，一种对和平是可能的未来寄予希望和信任的理念。这可以是和应当是实施两国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回到欧洲并向我们自己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面对这些冲突我们集体行动能力是怎样的呢？我们并非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家联盟。我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一致确定，这意味着只要有一国反对，我们就无法行动。显然，我们在复杂问题上难以取得那种一致。如果我们有一种绝对多数以上投票机制，或者一种决策不要求全体一致的规定，也许我们可以激励所有人动起来去寻找共同点。也许要有一种鼓励谈判的措施，因为没人希望被孤立。但是，如果置我们于孤立能阻止整个欧盟，就存在巨大诱惑使用这一影响力来获取其他国家的退让。上一届欧洲理事会决定起步与乌克兰开展入欧谈判时就发生这种状况。如果一国可否决，其他国家必须就其返回共识谈价。这种谈价代价高昂，尤其是极度费时。我们对事件的反应过于迟缓，往往为此付出极大代价。实践中团结并非就是力量。在关键时刻，我们的规定往往阻碍行动。目前欧盟扩员到乌克兰、摩尔多瓦和西巴尔干国家提出了欧洲联盟的改革问题。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们仍坚持全体一致的规定，我们如何能在37个成员国条件下继续运作。如果我们想在危险环境时充分迅速和坚定地采取行动，我们的工作必须要以其他方式展开。欧洲对入侵乌克兰战争反应出色在乌克兰问题上，及时极快地取得了一致。我在开战前2022年 1 月访问了顿巴斯。我会见了乌克兰总理丹尼斯·什米加尔。他说俄罗斯人就这几天将入侵乌克兰，并问我，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们，不是派遣军队，而是提供武器，让乌克兰人能够自卫。当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不确定我们这样做是否有充分一致。然而这一天来临时，我们幸运取得了充分一致。欧洲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确实出色。首先，我们极大降低了对莫斯科的能源依赖，这乍看几乎不可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40%。另外，俄罗斯曾认为这种依赖程度会阻止我们做出反应，但我们做出了反应。尽管代价高昂，通货膨胀再度挑起，经济增长受阻。我们还付出了重大地缘政治代价，因为我们以许多国家无法支付的价格购买了可使用的天然气，就这样阻挡他们得到这些资源。但我们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能源依赖曾是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我们也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虽然制裁措施未阻停得住普京的战争机器，但使卢布贬值和通膨加剧，制裁措施削弱了俄罗斯经济。最后，我们首次向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提供了军事支持。我们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近3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特别是动用了欧洲支持和平基金。基金原本不用于该目的的，成功将其服务于乌克兰，我对此深感骄傲。由于我们的帮助，乌克兰才得以抵抗。美国军援确实比我们的多。但如果我们将军事、财政、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加在一起，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持远多于美国。这种团结将持续吗？如果美国人在选出一位新总统后甚至包括之前就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我们亟待回答。《大陆峰会》期间，有人问我是否认为普京会赢得在乌克兰的战争。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意义不大。我们应回答的问题是：为确保普京输掉这场战争我们打算做什么？我们是否准备为取得这一结果做必须所做之事呢？我们是否真想阻止弗拉基米尔·普京取胜呢，既在基辅建立一个像白俄罗斯那样的傀儡政府吗？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做更多更快来支持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对欧盟象征重大战略威胁，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成员国都同意这一威胁的属性。我们不应轻视我们的对手。尽管俄罗斯目前遭受重创，但它仍有能力集结大量军队。2022年2月，有15万俄罗斯军队集结在乌克兰边境。目前，乌克兰境内有45万。乌克兰的反攻未突破俄罗斯的防线。如果没有我们承诺但尚未兑现的空中支援，反攻将更加困难。普京错判了其军队的能力，错判了乌克兰人，错判了欧洲人团结愿望，错判了跨大西洋联结力量。但他继续在那里。他仍准备让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为征服基辅去死。他的军队和人民在遭受苦难，但他不会后退。弗拉基米尔·普京非真想谈判战前，所有人都去了莫斯科，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奥拉夫·肖尔茨……，试图去劝阻弗拉基米尔·普京入侵乌克兰。徒劳无成效。现在情况同样如此。普京决心继续下去，直至取得他所认为的局。他最近的新闻发布会除讲述此外没有看到更多的。很明显，他的想法并不至于满足占领乌克兰的一块地方，让其余部分联合到欧盟。相反，他已经开始威胁其他国家，尤其是芬兰。他绝不会在美大选前去寻求任何平息，并期望美国大选有助他的帝国计划。因此，高烈度战争将继续，我们应做好准备。首先，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防务产业，我们的防务产业尚未或远未达到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高度。捍卫卫乌克兰也即捍卫我们自己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战败，将鼓动俄罗斯继续增强其帝国欲望。然而，正如我前说，这并非是所有成员国的看法。有些不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是一种战略威胁。在这一生存攸关问题上不团结威胁到欧盟未来吗？现在无法这样说。对我而言，我绝对相信欧洲应竭尽其全力阻止普京在乌克兰取胜，他取胜后果极为严重。我未来几个月将为此不懈努力。我相信这一威胁反而会有助于牢固我们的团结，使我们更强大。 以巴冲突上欧洲分裂至于以巴冲突，情况非常不同。特别因为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德国纳粹浩劫的后果，各成员国之间对这一冲突的理解极为不同。尽管如此，欧洲理事会还是在欧洲各国之间达成最低程度的意见一致，确认以色列根据国际法有自卫权，我们将不要求停火，而是要求人道主义间歇。而当要求停火决议两次在联合国投票表决时，我们分裂了，我们受到削弱。然而两次投票间，支持要求停火的欧盟成员国数目从8个增加到14个，而反对停火的数目从4个减少到2个，其他国家弃权。我们影响这场灾难的牵连方的能力怎么样？我们是援助巴勒斯坦人主要提供者，特别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要财政资助者。欧盟委员会刚刚结束了对这项援助的检查，以证实这笔钱是否可能以某种方式转给了哈马斯。结果并非如此，我希望欧洲对巴勒斯坦的援助继续符合需要，因为没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实际情况也许更艰难。尤其是当下危机一旦克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可对加沙管理上发挥核心作用，这必不可少的。我们也是以色列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与以色列有世界最紧密的伙伴关系协定。所以的确实是，如果我们想的话，我们有办法影响冲突的当事方。然而到目前，我们不想利用这些办法，特别对以色列。就我而言，我认为欧洲应该更多地参与解决以巴冲突，在为一场非常直接影响我们的冲突寻求一种解决方案时，时至今日我们过多托付美国。一致性和可信度问题这两场冲突并存向世界其他国家提出了一致性和可信度的问题。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国际社会跟随我们：145个国家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并在联合国支持乌克兰。尽管如此，我们应意识到，这些许多国家对俄罗斯侵略不持有我们的愤恨感情。不错他们同意在联合国谴责这一侵略行径，但他们在那里止步不前，不是在制裁上遵循我们的榜样的问题。而要求我们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战争的后果，特别在能源和粮食价格上的后果。此外，有不信任我们的政策的倾向，想象该政策基于不可改变的原则，但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实际上是可根据我们的利益可变的一种政策。以巴冲突情况，我们缺乏团结削弱了我们捍卫国际法制时的可信度。当144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乌克兰时，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发声的确实是国际社会。然而，当153个国家要求在加沙人道主义停火时，我们不认为发声的确实也是国际社会，并难以说服国际社会的看法，难以说服在联合国对某个事投票而对其他事不投票。这一碰撞给欧洲提出了重大的政治和道德困境，我们应清醒而勇敢地面对。这就是以巴冲突与乌克兰战争尽管性质不同却如此紧密相连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不想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失信，如果我们不想让在加沙所发生的削弱许多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比如不仅是穆斯林的或阿拉伯国家，还有拉丁美洲国家，那么我们必须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某个地方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看法更相匹配的方式来捍卫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利益。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事项在我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当前形势下，我选择讲话重点放在我们当前面临的两大冲突上，放在对欧洲构成的生存风险上，放在欧洲社会了解这些风险以及其政治领导人采取相应行动的绝对必要性上。感谢您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