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的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斗争_风闻

　　央视《汉武大帝》的导演胡玫保证了精良制作水准，太上导演何新则保证该剧的学术水准。此剧没有二月河系列、熊召政张居正、大秦帝国等历史剧那样有小说原本，而是直接从《史记》《汉书》进行改编！剧中再现了汉武帝刘彻这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的一生。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在他前古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使政治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艺术。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

　　许多人关注他与阿娇、李夫人、卫子夫之间的动人心弦的故事，而我更感兴趣的，是汉初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与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的汉武帝刘彻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斗争。

　　故事是从景帝朝开始的，内有七国之忧，外有匈奴之患。汉初实行郡县风封并行制，要想战胜匈奴，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内部统治尤其重要。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刘彻登基，时年仅１６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窦太后所信奉的黄老道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与时下的自由主义大相类似。窦太后喜欢黄老学说，遭到辕固生的顶撞，大怒并将其扔到猪圈中与野猪搏斗。

　　反对者中最有力的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淮南王刘安。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淮南子》。此书杂采战国以来除儒学以外的百家之言，主要是黄老道家言论。包罗万象，从天地开辟、宇宙洪荒到黄白养生之术，无所不及。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安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

　　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将申公逐回老家。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仅推行一年即告偃旗息鼓了。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韬光养晦，“无为而治”。同时“金屋藏娇”，得到了阿娇母亲——长公主的保护，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Ｂ.Ｃ１３５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准备武装起事。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狩元年（Ｂ.Ｃ１２２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元光元年（ＢＣ１３４年）间，汉武帝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曾居主流的黄老学派，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败下阵来。

　　黄老学派败阵之后，汉武帝董仲舒所提倡的新儒学，又面临着刘姓贵族亲王们积极扶持的另一种弘扬周礼和周公之道的古文儒学。一直以来，汉代学术中最重要的一大问题，就是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斗争问题。这个问题过去钱穆论过（《两汉今古学评议》），金德建也研究过（《两汉今古学考》），都以为只是由于文字分歧而导致的学派门户之争。殊不知，这场纷纭两汉数百年的思想斗争，其实质仍然是政治的斗争。

　　所谓今文经学，源于公羊氏父子，属秦汉之际子夏荀学一脉的传人，他们父子就是后来董仲舒、公孙弘的师公。其著作，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书写、传述，因此又称“今文儒学”。所谓古文经学，是汉初找到的秦始皇时代由于焚书坑儒，而被学者暗藏在墙壁里的古经书。这些经文都用上古蝌蚪文（甲骨文、金文、篆文等）书写。如果简括言之，除了书写文字的不同，今文经与古文经义最主要的区别，第一是古文派用周公以及周礼的儒道之祖，来贬低孔子子夏荀子的后儒。第二是用《周礼》中的分封制来反对孔子的大同和大一统学说。这就是今古文经学在当时政治上分歧的实质。

　　其实汉武帝所推崇的儒学，并不是愈古愈好的古法，而是子夏、荀子、公羊高、贾谊、晁错、董仲舒一派为政治服务的国家主义儒学，是为他削弱诸侯、加强帝权，攻击匈奴提供理论根据，从而能够古为今用的儒学。相反地，当时对武帝的中央集权大为不满意的一些诸侯王，如河间王刘德等，采取“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也不管是真的、假的，收集了一大批古书，来进献给朝廷，要求汉武帝取法。并且宣称，这些古经不仅比朝廷所奉行的今文经典更正确，而且其中涵有更多的微言大义和致太平的道理。因此，应当以这些古文经典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废弃那些旁门左道的今文经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主张实行分封制的《周礼》。言下之意是：你刘彻不是依托于孔子的经义而变先帝之法吗？好，我刘德就献给你更有资格的古书，比孔子还老，是周公写的；书里讲的是封建大法、分封制度，资源权力应该让王者与贵族共享。刘德是武帝刘彻的异母兄弟，刘彻奈何他不得。但这种做法也把刘彻气得不行，于是他对刘德说：“不错，原来你要学周公、文王！好！你努力！周文王靠六百里土地最终得了天下，你今日的封地可不只六百里，你好好努力！”这话暗含了对刘德的严重警告——你是不是有野心要篡位啊？！结果把刘德吓了一跳，献书回国后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后，汉武帝赏赐他一个谥号：河间“献”王，其实是在讽刺他。

　　汉武帝采取外儒内法的策略，法家权术是冰冷的却很有效。因此在汉武帝时代，古文学派只是在分封的各诸侯国中流行，中央则不予承认，也不感兴趣。终武帝一代古文学派一直备受压制，抬不起头来。武帝把各地送来的古文经也一概束之高阁。后来到了汉元帝刘奭（前７６—前３３），爱好儒术，任用宦官。统治期间，赋役繁重，西汉开始由盛而衰。毛泽东读《汉书》，对汉元帝很不感兴趣，这除了西汉是从他手上衰败的原因外，对他改变“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策，任用儒生很不以为然。因此，他很同意《汉书》作者班固在《元帝纪》的“赞”里说的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以儒术治国，似乎就是西汉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９６６年３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这种儒实在是古代的自由主义。元帝崇儒，梁武帝崇佛，却都亡了国，这是值得深究的。到后来西汉末的王莽时代，因为王莽也要改变汉制，取代汉统而别立新统，于是通过刘歆，而使古文的《周礼》之学得以复活翻身。

　　在东汉时代，古文学派开始在贵族中流传，并且不断试图与今文学派争夺成为主流和正统的地位。于是今古学派之争愈演愈烈。东汉末马融郑玄开始调和今古学派。三国人物中，刘备属于马郑弟子，但曹操的思想则是外儒内法，接近今文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