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光禹：齐国的不战而亡和“戴维营精神”的反思_风闻
任光禹-1小时前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1]李白这首诗的前两句写出了秦王嬴政以“猛虎攫人之势” 在扫灭六国之中的赫赫声威。同时这两句诗给人也有一种秦王的利剑所指天下归服的感觉，甚至写出了秦帝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严和势力。
其实李白这两句诗并没有夸张，在秦王扫灭六国的战争中确实有一个不战而亡的国家而且还是诸侯国当中实力很强，与秦国并称为“东西二帝”[2]的东方大国的齐国。
历史不忍直视，想当年这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第一霸主，诞生了孔孟二圣并拥有了“人才济济”的稷下学宫的齐国，怎会在秦国大兵压境之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亚圣孟夫子所谓的“威武不能屈”的谆谆教诲都去哪了呢？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政府智库的稷下学宫都在培养一些什么人和研究一些什么问题呢？
读此历史使我想到了近些年我们很多人提出的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实现文化强国战略。那么仅仅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就能实现强国战略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能够诞生孔孟二圣的文化土壤并拥有了稷下学宫才子们的“弘扬和传承”，最终的结果应该是齐国灭掉秦国从而一统天下才是正确的逻辑。但是现实却是文化并不那么发达且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不如齐国的秦国最终实现了“诸侯尽西来”的结果。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也就是秦王嬴政亲政的第二年，秦王嬴政在咸阳宫为齐王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觥筹交错中秦王嬴政与齐王建达成了秦灭五国时不予救助的协议即“齐秦两国共治天下的战略合作协议”。此时还是秦国尊贵的坐上宾即“餐桌上”的齐王建，怎么也料想不到十多年后却成了秦国“菜单上”的阶下囚，最终成为公元前296年继楚怀王之后又一位客死于秦的一国之君。这就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有相似之处。
1959年9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高规格的接待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了著名的戴维营会议，达成了美苏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此时的赫鲁晓夫已经有了“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3]但是经过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苏联国力的提升，此时的苏联又将当年的“美苏共治世界”变为“美苏全球争霸”，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对美的全面收缩和解散华约的“自废武功”。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对美外交就是在“否定—肯定—否定”这种忽左忽右当中走向了国运的终点。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齐国与苏联最后的结果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启示呢？或者说我们如果面对当初同样的问题又当如何去应对呢？
有人说齐国和赫鲁晓夫的苏联当初把秦国与美国的“示好”和“共治天下”的忽悠当真了，以至于被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战略牵着鼻子走从而丧失应有的警惕，最终导致了国家衰落进而灭亡的结局。
这种看法不可谓不正确，但是不全面。因为政治斗争和国际博弈的本色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国和美国向齐国和苏联发出所谓的“共治天下”的“示好”，就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假话和纯粹的战略欺骗。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看待这种“欺骗”，确切的说是用形而上的观点还是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在深刻揭露美蒋反动阶级统治本性的同时，并提出了“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毛主席所说的“两手对两手”策略，就是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特别是针对美国及其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所玩弄的“真内战、假和平”的反革命两手策略。
这里请注意，毛主席所说的“两手对两手”的策略是“两手反对两手”，而不是“两手配合两手”更不是“两手迎合两手”。
很多同志不禁要问，既然明知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反动派是“真内战、假和平”，或者说磨刀霍霍是真，而抛出的橄榄枝是假，毛主席为什么还要以身犯险远赴重庆与其进行和谈呢？直接做好备战不就行了吗？并且从国共两党最终还是走向了战争的这种结果来看，先前所谓的和谈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以上我们说了政治斗争或者国际博弈的本色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既然有张有弛，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不管是背后的磨刀霍霍还是表面递出的橄榄枝，本质上都是为了赢得斗争和博弈的手段。手段是为目的而服务的，是为了达到目的而运用的一种方式。
既然只是围绕着达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我们有必要纠结她是真还是假吗？犹如研究气象学，是重点研究春夏秋冬以及寒来暑往之间的联系规律呢？还是研究具体哪天是天晴还是下雨这种表现形式呢？这就是形而上和唯物辩证法之间的认识问题。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毛主席对于蒋介石的假和平为什么会极为重视而不是置之不理，甚至不惜以身犯险赴这场“鸿门宴”陪着蒋介石把这场假戏唱足。元代戏曲作家李文蔚在其作品《张子房圮桥进履》中所说的“将计就计”就是这个道理。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还告诉我们：打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谈，而谈又往往是为了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打。甚至打和谈往往又可以同时进行，互不耽误。
明乎此，我们在面对对手的“磨刀霍霍”和抛出的“橄榄枝”时，既没有必要对他们的“磨刀霍霍”而自乱阵脚，也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橄榄枝”而自鸣得意。同时更不能对他们的“磨刀霍霍”而失去警惕，也不能对他们的 “橄榄枝”而无动于衷。这才是真正的战略定力。
2024年12月16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这很重要。特朗普此番言论一出，在我国引发了广泛的议论，有拥趸者，有为此而兴奋者，也有警惕和反对者。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奥巴马十多年前的G2（即中美共治）这些东西又回来了。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两件相反的事情的发生表现出了反革命的两手。而在某些时候，仅仅一件事就可以隐函反革命的两手。
比如以上12月16日特朗普的相关言论，首先体现了反革命两手当中较为“正面”的一手，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充分利用，可以进一步在接触中更详尽的观察美国的真实意图，同时也看看能否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在较为“正面”的一手背后也有“反面”的一手，那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那么在特朗普如此“盛情和诚意”邀请中国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此无动于衷，接下来世界上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俄乌停战问题和中东问题，那这将会是谁的责任？
1973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与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谈到中美会谈问题时指出：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4]
为此，我们不仅要重视特朗普的这一只“正手”，更要警惕特朗普背后的这只“反手”，同时也要以“革命的另一反手”将其反对之。既不能像齐国面对秦国递出的“橄榄枝”而沾沾自喜进而忘乎所以，也不能像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面对美国时而忽“右”和时而忽“左”中进退失据。
[2] 公元前288年，秦国宰相穰侯魏冉率先提议秦昭王称帝，秦昭襄王为了抬高自己，同时也为了打击邻国，离间齐国与东方各国的关系，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同年十月派魏冉去齐国，说服齐闵王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齐闵王答应了，于是秦、齐正式称帝，是为东帝与西帝。
[3]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