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甄式动作片的老年化微调_风闻

动作片向来是香港电影的一大主力类型，在九十年代的辉煌后一度萧条，随后借由甄子丹引领的ufc实战风格，以《杀破狼》为标志，再次完成了崛起。然而，在那之后的十几年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类《杀破狼》式作品，它们均主打“动作”含量的极致化，打得确实非常多且猛，文本故事却极其孱弱，只是树立正反派人物对立的媒介，以最不占篇幅的单薄程度，提供主角与大反派开始动作内容的动机。

这样的电影固然拉满了动作元素，但故事太弱，只是以一种”绝对正义对决深度邪道”的氛围去强行支撑，宛若少年漫画，呈现着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于正反而言都非常浓烈，似乎显得腔调十足、氛围拉满。但是，它毕竟是文武比例严重失调的偏科作品，偶尔为之尚算“特色风格”，每部都如此，就未免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差异化的滤镜褪去，露出了文本过于孱弱的客观缺陷。

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误判》就成为了一部具有启发性的作品。它出自甄子丹之手，由此具备了一种“自我迭代升级”的意味：甄子丹开拓了“纯动作片”的时代，也要试着以其风格为基础，与更高占比的文戏构建、主题表达，达成一种结合的理想状态。

既然有甄子丹的出演，那么高品质的动作内容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纯动作片”的基础。在片中，甄子丹提供了多场打戏，从开头的枪战开始，动作的规模尺度一步步升级、扩大。与此同时，它也作用于文本内容的推进。甄子丹逐渐深陷于现行司法制度的漩涡之中，自己试图坚守公义，履行理想中的执法者职责，却不断面对外部之人的“现实”，被不断地告知所谓的“过度理想主义”，而自身也陷入了迷惑之中，在巨大的环境阻力与难为的绝对正义面前，自己是否只是一个幼稚的一意孤行者。

由此一来，动作内容的升级、人物面对司法制度与自身正义观念的受阻与迷惑、对之的反抗，就构成了同步的推进节奏。此时，动作内容就被赋予了更多的戏剧性寓意，它对接的是鲜明准确的正反派对立，是甄子丹坚信理想、悍然出手的绝对正义状态。而当他面对司法系统的让步与妥协，自身也愈发动摇的时候，动作内容就迎来了一种“受制”的状态，暗示着他的信念弱化、正邪判断模糊、强力出手无能。随着影片的发展，文戏部分的体量升级，甄子丹用“动作内容”的坚定出手抓到的嫌疑人进入了司法系统的处理，却被消极懈怠地处理了事。

由此一来，文戏与动作戏的部分达成了平行切换的关系。甄子丹投身于坚定简单的后者，其信念引出的成果却被前者所浪费，而前者才是社会治理中更为主体、有力的部分，对应着甄子丹在整个系统中相对低微的一线职务，在权力中枢的环境中只能听命于人，处处被动。

甄子丹身处于文戏的段落中，始终强调着绝对正义，也不断被打消积极性，“其他人有没有贩毒与你无关””。这削弱了他作为“动作核心”的力量感，动作戏在文戏的平行与对比中成为了辅助性的存在，象征着甄子丹作为“武力输出”在司法系统里的“工具”定位，只是中枢者手中的武器而已，即使在检察与庭审中，也依然是执行命令、完成“入罪”工作的“武器”。这动摇了甄子丹的出手坚决性，也与动作片的“体量层层升级”形成了微妙的同步作用。动作片的上半部，往往会压低动作的含量与尺度，直到结尾部分才逐渐上扬，直到酣畅淋漓的结尾决战。

这正是他面临的“误判”，不仅仅是表面剧情的贩毒案冤罪误判，更是对绝对正义是否要执行、理想主义是否有现实存在价值的判断之正误。甄子丹坚持“冤案就要纠正”，却被反复告知“重要的是把罪犯入罪”。这是他与盟友检察方的现实立场、工作目标，与同事伙伴们的诉求---即现实层面的“职责”---息息相关。他们付出了很多，甚至包括了开头部分的工伤，目的即是抓捕与入罪，而这就与甄子丹的绝对真相与彻底正义达成了冲突，形成了他的自我困惑。

坚持真相与无冤罪，意味着对同事与集体制度巨大付出的浪费，是对自己伙伴与现实工作的“背叛”与“渎职”，让他陷入了人际友情、职业自觉的困惑之中。但放弃它，就意味着对绝对正义的背离，是对自己作为“社会公义的体制维护者”之使命的背叛。后者关系到更深度的本质天职与为人道德，成为了甄子丹坚持到底的东西。

甄子丹一度陷入的，是对自身职责定位与应有使命的误判，对应着对定罪对象的故意“误判”，并坚定自我，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构成了影片的文戏部分。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比例高于甄子丹以往的动作片，让甄子丹大量地身处于司法的核心中枢环境之中，逐渐从被动的状态中扭转局势。

作品主要安排了两种“权力中枢”场景，一个是法庭，甄子丹最开始只能作为证人出席，在法官与律师张智霖的面前被动地“回答问题”，另一个则是警局，开头部分的甄子丹面对着上司吴镇宇，被反复提醒“搞清楚自己的位置与本分”。而在其对立面，作为上位者的张智霖也成为了“纯动作片”中最典型的那种“邪性反派”，逐渐露出癫狂的一面。这契合了甄子丹作品的一贯要素，在本片更加细致的“负面司法制度”加持之下，便更精准地成为了现行制度缺陷的象征：它推举上去的权力成功者，正是如此的癫狂存在。

由张智霖的“典型反派”塑造，本片显然保持了甄子丹的典型风格，正反对立是明确的，主人公的绝对正义也仍然是大体坚定的，它增加的是外部环境的细致化，与现实达成更丰富的对接与呈现，人物深陷的困惑来源环境也更加深度，由此带来了主人公在一个暂时阶段中的动摇，但从未完全放弃信念，“迷惑”而不“绝望”，并在外部环境的恶化之中迅速明确了绝对正义的必要性：如果让步于冤罪，罪恶只会进一步扩展，将蒙冤者的亲属灭口，更会毁灭蒙冤者祖孙的亲情，这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不会随着容忍冤罪的让步而得以留存，因此任何让步都只会加剧美好事物的毁灭，正义是没有余地的。

这样程度的文戏，人物内心世界与社会呈现层面，肯定是相对简单的，但无疑是最为符合甄子丹作品风格的状态，是基于“正邪对立、坚定主人公”基础之上的同方向升级，让它在每部作品中承载的寓意变得更加丰满、细致、对接现实。本片基于现实事件的改编，也进一步加成了它的现实纹理。

与此同时，本片中的动作戏自然也就得到了表意功能的加成。在本片中，前半部里的受挫、迷惑，都成为了动作戏调低的寓意加持，暗示着动作主角“坚定出手信念”的弱化。而在影片的发展之中，他面临的困境越来越大，自身却愈发明确了“绝对正义不可放弃”的信念，由此引出了动作戏含量的上扬：敌人的排场，所需的力量，均在升级，即是主观困境与客观制度阻力的扩大，而他同步上升的动作尺度，即是他怀有坚定之心、对两重打压的意志反抗。

在开头的段落中，作品就安排了一场打戏，它是前半部里最精彩的一场，符合动作片一贯的“开头先吃好”，甄子丹设计了ufc式的实战与枪战的结合内容，更用第一人称视角去丰富体验。这是他最开始的坚定状态，抓到了嫌疑人，其结果却是坠楼受伤的“受挫”，引出了文戏层面的更内化挫折：带着脖套的他坐在司法中枢的法庭上，开始接触到“入罪大于一切”的现实。开场的动作戏与法庭的文戏被平行剪辑在一起，前者的流畅节奏不断被后者的“法庭远景”与繁琐言语所打断，非常直观地对接到了甄子丹在前者状态之中的“不可持续、反复受压”。

在前半部中，甄子丹被压抑着，动作戏的含量也随之调低，一场冷兵器决斗也是稍纵即逝，以甄子丹抓捕未果落幕。但是，开头平行剪辑的结尾，是他与年轻警察的温馨互动，以此打下了最终的答案：一种属于尚未浸染体制腐化的年轻新人的朴素正义之心。

转折点发生在他的最低谷，试图坚持正义，却被判处有罪，产生了迷惑，旋即遇到了反派灭口蒙冤者的爷爷，由此坚定了必须执行正义的信念，动作戏也再次出现。这引出了下半部中占比与尺度同时激增的动作戏内容。甄子丹在天台上以一抵百，被殴打昏厥，对应着暂时的外部环境中受挫，但主观内心已经不再动摇，清醒后迅速反应，一招制“敌”，即是其坚决出手的暗示。

在天台的动作戏中，第一人称视角再次加入，也暗示着甄子丹对开头枪战阶段状态的回归，是足以让观众代入其主观心境的“正义出手”，只是相对于开头的完美状态，尚会被强大的外力所阻碍，蒙冤者爷爷的被杀正是其巅峰，并由“年轻一代”的小孩子所唤醒 一直推升到结尾的部分，酣畅淋漓的大决战。

在大决战之前，作品依然回到了文戏的部分，看似爽快度不足，实际上恰恰代表了本片的主题表现途径：“动作”是公义的信念坚定结果，而公义必须建立在制度的合法性之上，否则就是打着正义之名的私刑暴力而已。在后半部中，甄子丹鼓励了年轻警察，其自身的坚定途径则来自于想做警察的孩子，这意味着他的努力意义：对于体制本身的优化，要让民众拥有对社会与制度的信心，让它成为值得传承给下一代的积极存在，而不是超级英雄一样的个体局部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甄子丹与吴镇宇的单挑段落。它发生在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之下，也迅速地停手，因为缺乏理念说服的动作压制只是一种单纯的“暴力”而已，打败吴镇宇也不足以说服他。这恰恰对应着案件的判决，只有在辩论的证明、辩论中以理服人，在司法制度的运转中胜利，才能弘扬真正具有普适性意义、标志制度有效的胜利，以此才能实现彻底的“冤罪扭转”，达成最初的目的，否则只能用私人的暴力“动作”去打败罪人，却无法让蒙冤者脱出牢笼的有罪之身。

后半部的动作与文戏交互正是如此的对比表达。一方面是甄子丹的取证、查案，试图回归法庭，在体制中获胜，另一方面则是反派集团主导输出、不断升级尺度与体量的动作内容，是他们对证人的不断灭口，即外部现实环境打压的扩大。甄子丹对抗着后者的私人暴力，自己则以“法庭胜利”作为目标而出手，被动还击的动作输出构成了内心坚定的表现，也以此状态进行“捍卫”。第一次的证人被灭口，第二次则是非常足量的格斗。

特别是第二次捍卫证人的打斗戏。它是本片的重头戏，发生在地铁里，地铁是平民日常生活的场所，即香港地气社会的浓缩，也是甄子丹与小孩子对话、获取对方“想做警察”之希冀的光明环境，而他也要在这里对敌最强的反派，在最猛烈与持续的动作戏中获胜，将之守护在足以交给孩子的光明之中。而在这场动作戏高潮中，属于“文戏”的信息也包含在内，甄子丹与反派形成了对比，他说着“我反对”，让自己的打斗回归到了“法庭”的“制度环境”之中，而反派则是毫无人类色彩可言的杀戮兵器，对应着其“私人暴力”的属性，由此让甄子丹的动作胜利成为了之于制度的胜利，它的意义在于回归法庭之后的改判成功，证明制度的希望，这才是社会整体的改良，整体环境的公义化才足以带来公民的希望，而个人正义则非公义，影响效果终究是有限的

由此可见，本作反对了蒙面侠客与“反英雄”，而这往往是甄子丹以往电影里的主角定性：会被体制看作极端分子，特别是《杀破狼》里的暴力警察，因为过度执法而被停职，其自身却不太改变体制，而是以极端英雄的姿态去“坚定自我”，悍然出手，冲破制度的掣肘，打败邪恶，伸张的却多是个人层面的局部正义。

在本片里，甄子丹无疑做出了升级的努力，让它保持着“甄子丹风格纯动作戏”的惯常要素、风格，并做出了更细致的主题表达、更“纠偏”的人物定性，而动作部分也必然地具有了更多的设计与寓意承载。

它仍然是甄子丹的创作，不会完全顾此失彼地全盘思想、批判、深度挖掘，而让扎实的动作质量与明快的正邪对立完全消失，而是基于甄子丹风格的适度扩展。如果我们秉持着对甄子丹创作的认知去看待它的话，无疑能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