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纯：文物古迹遇上天灾人祸，重建后还能称古迹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从2023年尾到2024年新年，不同地方的地质活动似乎显得有些活跃。

2024年元旦，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7.6级地震，引发海啸与火灾。202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甘肃白银市平川区发生4.9级地震；还有稍早前的12月18日，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

此前，笔者听到积石山地震的消息，在为不幸遇难和遭受艰难的同胞祈祷之余，内心也升起其他担忧，不知当地文物古迹是否遭到波及。

甘肃文物古迹十分丰富，临夏当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炳灵寺石窟距离震中仅数十公里；距离再远一些，还有麦积山、敦煌莫高窟等重要文物古迹，所幸的是没有出现大状况。

甘东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属于南北地震带组成部分。去年底的积石山地震从震源机制来看为逆断层型地震，专家推测发震断层为北西向拉脊山北缘断裂，拉脊山断裂带是一条活动性很强的区域性断裂。比如，距今约4000年、遗址距本次地震震中数十公里的喇家文化，被称为“东方庞贝”，就与拉脊山断裂带上的一场强烈古地震有密切联系。

由此想尝试谈谈历史上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各地的文物古迹保护、修复工作如何展开？

重建的遗产还称得上古迹吗？

“最引人注目的是太阳神巨像，它高七十肘，是林都斯的查里斯的作品。它现在躺在地上，因地震而倒塌。……神谕禁止其重建。这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愿祭品，被评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学》中无不遗憾地写道。作为两千多前的古人，他并不比今人幸运多少，他也只能看到的古希腊人世界里的“七大奇迹”中最后留世的两座：吉萨的大金字塔和亚历山大城的灯塔。令人惋惜的是，后者在14世纪的地震中完全倒塌。

亚历山大城的灯塔（图源：网络）

俗话说“天灾人祸”，除了作为人祸的兵燹，地震可以算的上是摧毁古建筑的“天灾”代表。“七大奇迹”中，除了上文提到的“罗德岛太阳神巨像”、另外的两大“奇迹”——亚历山大城灯塔、以及摩索拉斯王陵墓都是毁于地震。尽管这些建筑的所在地现在分属欧、非、亚三洲，但是似乎有一条命运的锁链将它们连在了一起。

打开地图，我们也许可以理解这条命运的锁链到底是什么。那是一条从亚洲的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发源，延伸至喜马拉雅山脉至印度北部然后穿过伊朗高原，进入安纳托利亚半岛，越过海峡连上欧洲的喀尔巴阡山脉与亚平宁山脉，最后直至伊比利亚半岛的地震带。这条欧亚地震带囊括了人类文明起源的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可以想象遭受其荼毒的不仅仅只有古希腊时代的古迹。

仅在最近这几年，就有3地、5处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古建筑物受到严重的损毁：2015尼泊尔爆发8.1级强震，其首都加德满都谷地包含的三座城市广场，建有从16到19世纪的50多座宫殿和寺庙，其中有80%在这次地震中彻底损毁；2023年2月，土耳其南部及叙利亚地区爆发7.8级地震，使其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赫梯时代的迪亚巴克要塞出现多处坍塌；2023年9月，摩洛哥中部发生6.8级地震，古城马拉喀什的旧城区遭到严重破坏，兴建于12世纪的库图比亚清真寺的尖顶出现位移和破裂。

当地时间2023年2月6日凌晨，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市附近发生7.8级地震，造成已有1700多年历史的加济安泰普城堡受损。

比斯特拉博幸运的是，现代人不必望着一堆废墟感慨时不待我，遗憾自己未能有幸一睹古人留下的建筑奇迹。2016年，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机构，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并制定了灾后遗产修复的相关指导方针。

随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及相关专业机构讨论并编制了《世界遗产灾后修复与重建纲要》，明确了“重建”行为在灾后遗产修复工作中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该《纲要》认为世界遗产按其“突出的普遍价值”分为有形和无形的两种，分别对应物质对象和社会结构这两类。而作为遗产灾后修复或重建的基础，《纲要》重点解释了物质对象修复的过程，包括清点、记录、评估、制定方案、以及后续的方案修订和协商。

可是，重建的遗产还能称得上是古迹吗？要解答这个“忒修斯之船”式疑问我们甚至要追溯到《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以前。重建古迹对西方的历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随着欧洲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重现过去历史的辉煌，让普通民众对本国的历史产生兴趣和自豪感，建筑师们不断尝试对历史建筑进行重建。

法国掀起了复原中世纪建筑的热潮，在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历史文物总督察官梅里美的带动下，建筑家维奥莱·勒·迪克“修复了”拥有近1500年历史的卡尔卡松城堡，为其加建了极为厚重的工事防御墙，但这段新建的城墙显然并不符合当地的气候和传统，这使得勒·迪克终生饱受批评和指责。20世纪初，为了重现早期殖民历史以吸引游客，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得以重建，有350座建筑在原址的废墟重建，再现了一个18世纪的北美殖民地公园。

当然，文物保护学家们一贯不太赞成重建。长期以来，在遗产保护的讨论中，重建一直被放在修复的背景下考虑。1931年，第一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雅典举行，会议通过的《关于历史古迹修复的雅典宪章》只是涉及了古迹的破坏和衰败，没有预见之后世界上的古迹会承受的破坏的规模和程度。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举行，该会议通过的《保护和恢复古迹和遗址的国际宪章》，明确“要将要将古代遗迹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所有的修复都必须“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

这份《威尼斯宪章》强调的“原真性”，长期以来都是委员会制定标准和指导方针的原则之一。但也有特例，1980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波兰首都华沙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该城有约85%的建筑在二战中遭到严重损毁，现在的城市基本为二战后重建而成，委员会认为华沙的大规模重建是波兰人民爱国心的表现。

自此之后，虽然委员会在原则上不提倡重建，但是偶尔也有一些例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莫斯塔尔老桥地区于2005年基于复原文化价值的理念而允许重建。2010年，位于乌干达的布干达王陵遭到火灾，委员会初步允许重建，但条件是重建必须基于完整的历史记载，传统的形式及可持续的用途。委员会制定的《实行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依然重申《威尼斯宪章》强调的“原真性”，“考古遗址或历史建筑及街区的重建只有在极个别情况才会被认可，只有依据完整且详细的记载，无任何臆测而进行的重建，才可以被接受。”

不过，鉴于恐怖极端分子对世界各地文化遗产的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重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反映了《威尼斯宪章》所强调的“原真性”在应用中需要进行扩充与修正。事实上，早在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就在奈良举行会议，通过了“奈良原真性文件”，扩充了“原真性”的定义范围，提出了“渐进式原真性”的概念，即肯定文化遗产在长期的人为影响下获得的历史层次和文化脉络。正如有专家提出的，“原真性从来不是一种绝对，而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占领廷巴克图的恐怖分子（图源：澎湃新闻）

2012年，非洲马里北部发生冲突，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廷巴克图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会。宗教极端分子不顾联合国教科文相关组织的呼吁，对城内的苏菲派建筑和文物进行报复性破坏。在逃离廷巴克图前，这些圣战分子捣毁了古城内333座苏菲派圣殿，60座古墓沦为废墟，两座存放了4000多本古籍的图书馆建筑被焚毁，给世界文化遗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世界遗产委员会立刻作出回应，引入重建机制，在3年的时间里，对廷巴图克做出了重建，并将其作为“是否应该重建”的例证之一加以宣传。委员会认为，世界遗产的核心词是“突出普遍价值”，这些寺院和古墓是廷巴图克过去的见证，这是有形的价值；而它们被破坏又唤起了团体价值这种无形的价值。重建，正是对这两种价值的最好体现。

廷巴克图城内的清真寺（图源：澎湃新闻）

谁来重建文化遗产？

既然重建的合法性得到了解决，如何重建就自然成为下一步要关心的问题。文化遗产该由谁来重建？一些反对重建的观点认为，在作出重建决策的过程中，世界遗产委员会过度依赖专业人士和政府组织，当地的人群被完全抛诸脑后，而正是这群人才可能具备重建所需的传统的建筑技术，更会在日常生活中同文化遗产紧密相连。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实践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点，2015年地震爆发后，尼泊尔政府一直积极推动加德满都谷地的重建。

2017年，尼泊尔考古局通过并发布了《震后遗址保护与重建指南》和《尼泊尔震后重建操作手册》。其中《重建指南》的总则中明确规定，震后重建主体中，“当地人民是古迹的守护者，必须保证他们参与到重建与恢复的各个阶段当中”，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发布的《重建纲要》相比，《重建指南》强调了三个要点：“当地社区和居民参与重建”“工匠培训”“传统的材料和技术”；《重建操作手册》则对建筑修复的操作细节，从建筑基础、地面、墙体到屋顶及各类装饰的修复和重建均给出了详细的加固或修复措施图样，并对修复或重建的各个施工环节给出了明确的指导。在加德满都谷地的9个典型修复项目中，有5个修复项目都是尼泊尔政府和当地人民独立承担的，而这个5个项目均为在地震中受到完全损坏的建筑。

虽然《重建指南》的重点在物质对象的修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无形”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忽略。《重建指南》明确将地区传统生活和宗教仪式作为加德满都谷地历史城市建筑产生与发展的动力，重视解决地震对社区传统造成的影响，甚至必要时对社区传统的恢复会优先于对物质要素的保护。如《重建指南》中在总则规定“要保证在重建中为地区传统、仪式以及相关的规则和价值的展现提供合适的条件，且在任何恢复或重建工程中，要协调相关事项，进行传统的典礼和仪式”。因此，在重建过程中，当地日常的宗教祭祀和节日仪式都没有中断，信徒们每日都在进行朝拜，在遗产建筑进行修复或重建之前，要进行传统的“赎罪”仪式，修复也要为宗教活动的举行提供便利。

在加德满都谷地的重建过程中，神庙和宫殿的很多木质零件都是由工匠重新雕刻的。例如支撑屋檐出挑的“斜撑”，会根据其安放位置的不同，雕刻男女不同的神像，他们的搭配、色彩、装饰、姿势甚至坐骑都各不相同，这些文化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有当地工匠才能理解，在这里，工匠的技艺成了宗教文化传统的物质载体。一些高水平的传统得到了较好的维持和发展，集中在加德满都巴德岗和帕坦区域的传统工匠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在重建过程中，宗教精神活动和社区生活，这两种与“突出普遍精神”紧密相连的“无形”价值，与有形的物质价值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加德满都谷地杜巴广场（图源：新华社）

传统的建筑技术从先辈那里传给了新一代建筑者，重建工程使整个社区团结在一起，而遗产本身也继续成为举行日常宗教仪式的地方。从各方面来看，加德满都谷地的重建都是文化遗产重建的优秀范例。但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并不意味着每一座受到损毁的文化遗产都有重建的可能，重建有时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著名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于2001年被塔利班武装组织摧毁，2011年3月，在大佛被毁十周年之际，曾召开过一次关于重建大佛的国际研讨会，德国、意大利的数位专家在会上提出了若干重建方案，但无一具体方案获得通过。会议只是通过了若干重建的原则。2011年6月，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通过对巴米扬大佛暂不重建，暂不修复的决定。为什么巴米扬大佛的重建会被搁置？首先，阿富汗当地紧张的政治局势是重建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障碍，持续不断的战争，塔利班武装仍旧存在（2021年重回执政，建立新的政教合一政府），或许会对当地的非伊斯兰文明构成威胁。其次，巴米扬大佛兴建于公元6-7世纪佛教在西亚传播鼎盛之时，而现在阿富汗已经成为伊斯兰教兴盛的地区，居住在巴米扬河谷周围的都是穆斯林群体，脱离了信众和周边社区的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中重建大佛，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大佛会不会遭到再次破坏，这些都是重建需要面对的最现实问题。

巴米扬大佛被炸前后对比图/央视新闻

尽管船上的每一根木头都被换走了，但是忒修斯之船依旧是雅典人的荣光，因为雅典人纪念的是英雄忒修斯的勇敢和机智，而非这艘船本身。同样，文化遗产强调的是“突出的普遍价值”，它并非凝聚在某块公元前的基石上，或是某座庙宇的壁龛里，它是从古到今无数人类活动的精华，无论重建与否，它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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