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索尔达托夫：俄罗斯情报机构的重整与情报战新策略-安德烈·索尔达托夫、伊琳娜·博罗根

近日，俄情报问题专家安德烈·索尔达托夫和伊琳娜·博罗根在“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网站刊文，披露了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情报部门整合境内外力量不断加强境外活动的有关情况，特别是俄罗斯三大情报部门的分工及与高层关系问题。

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编译了该文，以飨读者。本文观点不代表工作室立场。

【编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蓝景林】

2023年4月，一名被怀疑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俄罗斯知名人士成功逃脱了意大利当局的追捕。几个月前，俄罗斯商人、前俄罗斯州长之子阿尔特姆·乌斯（Artem Uss）因被指控向俄罗斯走私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而在米兰被拘留。根据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2022年10月发布的起诉书，乌斯非法贩运了制造弹道导弹和其他各种武器所需的半导体，其中一些武器被用于俄乌战场。但就在乌斯等待被引渡回美国期间，他在一个塞尔维亚犯罪团伙的帮助下从意大利潜逃回俄罗斯。

去年春天，《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这起越狱事件，而这只是最近一系列事件中的一起。这也表明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的情报力量如何重振旗鼓。2022年春天，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几个月里，俄罗斯情报机构显得迷失方向、无所适从。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赶走了俄罗斯的外交官；根据英国的一项估计，约有600名俄罗斯官员被驱逐出欧洲，其中可能有400人被认为是间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严重误判了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将面临的抵抗程度，以为俄罗斯可以迅速拿下基辅。这导致了俄军在战场上的屈辱表现。

现在，俄罗斯的海外情报网络似乎带着复仇的心愿卷土重来。它变得越来越有创意，越来越多地依靠外国公民——比如协助乌斯的塞尔维亚团伙——来帮助它绕过对俄罗斯人的限制。

战前，西方情报机构主要处理由俄罗斯人实施的俄罗斯行动。但情况已不再如此。如今，俄罗斯情报活动利用了一系列外国公民，这不仅包括监视西方和追踪运往乌克兰的武器，还包括对战争爆发后逃往国外的俄罗斯流亡者和政权反对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从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到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北约国家，此类活动的证据随处可见。例如，2023年年初，英国官员逮捕了五名保加利亚人，他们被指控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包括监视在伦敦的俄罗斯流亡者。

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总部卢比扬卡大楼，现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间谍机构似乎也调整了分工。战前，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对外情报局（对外情报机构）、总参情报总局（军事情报机构）和联邦安全局（国内安全机构）——之间存在分工。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对外情报局主要关注政治和工业间谍活动，总参情报总局主要关注军事问题，而联邦安全局则主要关注俄罗斯国内，其国外分支主要开展针对国外俄罗斯人的行动，并维持邻国友好政权的执政。现在，这些区别已不再那么明显：这三个机构都深深卷入了俄乌冲突，而且都在俄罗斯最近流亡海外的人口中积极展开招募活动。

莫斯科情报机构的回归对西方打击俄罗斯干涉和情报活动的努力具有重大影响。如果最近的迹象是真实的，那么俄罗斯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情报活动所构成的威胁可能要比冲突初期假定的大得多。与此同时，这些变化也让人对普京自己的战时体制以及普京在多大程度上越来越多地按照苏联几十年前的模式重建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有所了解。

普京试图弥补苏联克格勃在20世纪末与西方对抗中的失败。要知道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十年间，斯大林的强大情报机构在打击西方国家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百年战争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显得相当薄弱。长期以来，由于机构间内讧和地盘争夺，以及将领与普通官员之间的信任危机，情报部门在从基层向高层传递情报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延误和失误。与此同时，俄罗斯情报部门的行动也越来越以马虎著称，例如2018年在英国对俄罗斯前军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2020年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利内拙劣的下毒事件。总之，俄罗斯情报部门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这一问题随着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计划中对乌克兰的尴尬误读而暴露无遗。

但随着俄乌军事冲突进入第二年，俄罗斯情报机构重新集结，并找到了新的目标感。情报机构不再纠结于自己的失误，也不再质疑为何在冲突爆发时完全没有预料到乌克兰的抵抗，而是继续前行，从与整个西方对抗的事实中汲取新的力量。他们不仅增加了在欧洲和邻国的活动，联邦安全局还加大了在俄罗斯境内打击乌克兰行动的力度。

尽管2022年发生了严重事件，但普京并未对安全部门进行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这被视为一种美德：自动荡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报部门的领导层和普通员工都普遍认为，对安全部门进行全面改革的任何尝试都会削弱其能力。

然而，这些新活动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重振俄罗斯针对西方的整体情报战。对于俄罗斯主要机构来说，这场战争可以追溯到苏联时代的最初几年。在俄罗斯情报官员看来，俄乌冲突掀起了自1917年以来的第三轮间谍大战。

第一轮斗争始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在这场斗争中，早期的苏联特工主要对阵英国同行。在最初的冲突中，苏联特工成功地破坏了从国外煽动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抵抗的任何机会。他们通过开展代号为“信任”的大规模、非常成功的伪装行动，将政治上活跃的俄罗斯移民和英国间谍引诱到苏联，帮助一个虚假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这些反苏活动分子就是这样被识破并杀害的。

这场冲突在二战期间达到了顶峰，当时俄罗斯间谍成功渗透了英国情报部门，并在美国进入了曼哈顿项目，窃取了原子弹的秘密。总的来说，苏联官员认为他们赢得了与西方的第一回合。

“剑桥五杰”均出身英国上流阶层，因反对法西斯而认同共产主义，1930至50年代向苏联了提供大量情报

然而，莫斯科在第二轮情报战中并不顺利。冷战期间，克格勃未能拯救它誓言保护的苏维埃政权。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克格勃被拆分和肢解，几乎毁于一旦。在普京和他的安全精英们努力重建失去昔日权力的俄罗斯国家的过程中，普京亲眼目睹了克格勃的崩溃，并留下了永久的伤痕（普京最终在克格勃的前身基础上建立了联邦安全局）。

现在，随着与西方国家新一轮大冲突的爆发，俄罗斯情报机构正试图扭转冷战结束时出现的挫折。他们感到了新的机遇，将此次军事冲突视为第三轮情报战的开端。与苏联前辈一脉相承的感觉在俄罗斯甚至以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9月，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为位于对外情报局总部院子里的苏联秘密警察创始人的新雕像举行了落成典礼。11月，俄联邦安全局通过庆祝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立100周年强化了这一信息，并强调了政保总局在粉碎政治移民组织方面的作用。

但这种连续性远不止于庆祝苏联早期的功绩。在战前和战后，普京曾大力使用前克格勃将军，这些将军与普京一样渴望为苏联解体的耻辱复仇。尼古拉·格里宾（Nikolai Gribin）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克格勃对外情报部门对外虚假信息行动的副主管，他在2021年成立的俄罗斯新智库“国家通信发展研究所”中担任领导职务，该智库致力于在俄罗斯周边国家形成亲克里姆林宫的舆论，尤其关注白俄罗斯。格里宾本人也撰写了多份关于白俄罗斯舆论的研究报告。

20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Alexander Mikhailov）曾在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任职，该局的任务是铲除意识形态颠覆分子，包括持不同政见者、音乐家和教会领袖。

自2021年秋天，即俄乌冲突前几个月，米哈伊洛夫一直是俄联邦安全局在俄罗斯媒体上的非官方喉舌，宣传该机构对乌克兰事件的看法。正如俄罗斯情报部门所描述的那样，这场冲突是美国和欧洲与俄罗斯的对决，而乌克兰人只是西方间谍主子的傀儡。

与普京一样，俄罗斯的情报机构也从早期的苏联情报战中吸取了一些重要教训。由于俄乌冲突将俄罗斯与西方直接对立起来，因此促使克里姆林宫及其情报机构重新思考自1991年以来一直没有仔细研究过的几个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例如，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以及是否关闭边界的问题。克里姆林宫决定不关闭边境，这让情报部门受益匪浅，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新的俄罗斯国民涌入欧洲和其他邻国的机会，帮助弥补俄罗斯外交官被驱逐出欧洲各国首都的损失。普京显然是为了避免重蹈冷战时期的覆辙，当时苏联大力限制人员跨境流动，阻碍了苏联情报工作的发展。

俄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俄罗斯仍视美国为“最危险对手”，但两国情报机构会定期接触

但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在军队内部执行纪律。现任总统本可以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展开大规模整肃。但他似乎已经认识到，这些措施最终会导致结果适得其反。普京明白，恐惧是一种有用的手段，但彻底的清洗会对情报机构造成伤害——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失去了最有才华的特工。

因此，在俄乌冲突爆发的最初几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谢尔盖·贝塞达将军最初被拘留并单独监禁。在普里戈任于2023年6月领导兵变后，许多人预计的对军事情报部门和联邦安全局的大清洗也并未到来。

总体而言，普京对其情报部门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在无处不在的对大清洗的恐惧与鼓励情报机构以更创新的方式在西方夺回阵地之间进行博弈。其结果之一似乎是，过去一年中比起以往更加雄心勃勃的国外行动明显增加，包括所谓的破坏行动、俄罗斯特工在意大利的外逃以及在几个北约国家加强招募工作，德国联邦情报局一名成员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况，他于2022年12月被捕，罪名是涉嫌向俄罗斯政府泄露绝密情报，目前正因叛国罪受审。

在卷土重来的过程中，俄罗斯间谍机构还吸取了苏联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意识形态的战略运用。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更多致力于论证西方国家的不足，而不是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学说，从而赢得了许多西方人对苏联事业的支持。当时，苏联特工了解到，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推销全面的本国意识形态；相反，他们可以将苏联描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替代品，强调西方的双重标准和虚伪，并提供一个与全球强权对抗的领导者作为对比。在俄罗斯与西方的新情报战中，这些想法正是俄罗斯机构现在可以向潜在盟友和新兵灌输的。

随着俄罗斯准备进入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三个年头，其情报机构知道克里姆林宫支持他们，并认同他们的偏执和偏见。这一现实表明，情报机构可以依靠克里姆林宫的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本人的权力更加稳固。

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总统一直在努力应对如何控制其遍布国内外的庞大安全和情报机构这一挑战。本世纪初，他否定了前总统叶利钦提出的间谍部门相互竞争的理念，将联邦安全局打造为最高机构。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后，普京以腐败罪名将几名中层官员送进监狱，试图让他的情报部队有所收敛。但这并没有带来克里姆林宫对情报机构控制的加强。

现在，随着俄乌军事冲突的爆发，普京试图避免重蹈覆辙，让情报部门保持忠诚。他还成功地使这些情报机构暂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加强了他对情报部门的控制。到目前为止，总统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愿意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大规模清洗相关机构，但他也明白，与苏联时期苏共控制克格勃的情况不同，他几乎没有其他办法来控制这些机构。如果俄罗斯在前线的局势开始变得糟糕，这种单方面的动态也许意味着总统的间谍们可能不会急于拯救他。

原文题目：The Rebirth of Russian Spycraft

原文出处：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ussian-federation/rebirth-russian-spycra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