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南平：以前欧洲带给我们的技术压迫感，现在他们也感觉到了

编者按：“越落后越保护，越保护越落后”，曾经引领技术变革的欧洲如今也陷入到了这样的怪圈中。欧洲能否“破心中贼”，重新实现技术引领？欧洲又将如何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在2023年12月23日举办的“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上海欧洲学会2023年年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南平教授做主题发言，回应以上问题。本文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供读者参考。

余南平：

在技术常规化变迁时代，并不会出现技术本身对政治和经济会产生巨大影响，大部分的技术都是平坦过渡，缺乏“惊艳”的变迁。而只有在颠覆性技术掀起产业革命的时候，才会加强政治和经济的分裂。回顾历史，情况莫过如此。

现在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控制核聚变等技术，已经介入我们的经济生活，正在改变我们熟悉的政治经济场景。在这个剧变中，我们已经感受到欧洲人面对技术压迫时的落后感，现在欧洲所有的政策、所有出台的法案都在保护自己既有的利益，这是清晰可见的。

今天开会很高兴看到复旦的戴炳然老师在这儿，这让我想起来十几年前，华东师范大学来了两个法国教授，在交流中，戴老师非常善意地提出来，如果法国持续做香奈儿衣包这样的奢侈品、消费品等等，将来会非常没有竞争力。当时两个法国教授听了非常不高兴，说我们法国有空客公司和法国高速列车（TGV），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技术优越感和自豪感是非常强的。

但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十几年前中国人想买欧洲的许多东西，但是没钱，也买不起。现在中国人有钱了，买的东西却也已经发生改变。客观事实很简单，空客飞机中国人不能多买，买太多缺乏平衡性，因为还要考虑到波音和自己未来的C919客机，因此从未来长期来看，中国可能不需要再买那么多空客飞机。目前就连奔驰车，中国人也不大想买了，因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发展出现了性价比问题。而中国想买阿斯迈尔（ASML）的高端光刻机，但人家不卖。

这种情况下，中欧贸易逆差怎么解决？所以，无论欧洲怎么讨论，包括动用什么样的政策性工具，在我看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技术链的竞争未来场景和格局已经基本确定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场景。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欧关系从过去的互补性变成更强的竞争性，那么双边关系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人讲，假如德国现在默克尔还在位就好了，我说默克尔在，也一样没用，要遵循历史发展基本规律，谁在都没有用，因为现在中德之间已经形成非常典型的竞争关系。

我们看一下目前国内汽车市场，11月份和10月份的汽车销售占有率，总体上德国车已经不再有以往特别明显的优势；美国车占比也在明显下降，日本车还有一些存在感，韩国车、法国车基本找不着了。这就是现实，谁能改变这些事情呢？任何政治家在马克思所讲的物质力量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感受到技术快速变迁的压迫之后，采取的动作也非常简单。本来欧洲的想法是，如果按照它在十年前做的所有规划推进，那么此时此刻欧洲在许多领域应该领先我们。其实欧洲当时“祭”出了两个比较大的战略，比如能源转型，比如芯片、电动汽车，这些产业它都想做，但现在看来欧洲进展缓慢。我们看一下新能源汽车的情况就很清楚了，我们目前从德国进口的整个份额里，除了最大的整车（油车）以外，剩下只有一些汽车零配件。根据我的了解，这些零配件进口目前也正在逐步被国产产品替代。

应该看到，我们有一项能力是欧洲目前没有的，中国有大量的软件工程师，我们可以把程序通过芯片写到新能源电动汽车里去。现在中国的电动汽车变得越来越智能，所以奔驰车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优势。相比国内智能汽车，奔驰车是辆“傻瓜车”，你不能跟它说话。我们国产电车企业蔚来、理想、小鹏都能做到这一切，你可以直接通过语音对话让它做什么，这就是技术带来的时代变迁。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极右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就出来了，因为在全球化环境下他们确实竞争不过我们。他们甚至说，需要沿着当前极右的道路，“掉头走”。本来就有很多人认为，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已经对欧洲是个约束，而这次欧盟新的《人工智能法案》虽然没有完全达成，但还是沿着GDPR的道路往前走。

欧洲的态度已经从过去开放或者拥抱世界，目前变得相对比较保守，不仅顺应了整个欧洲内部的极右翼运动思潮，同时它的政策法规也是保护自己，而不是拥抱世界的。这同欧盟嘴上讲的“多边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背离。而且从某个角度来讲，欧洲一直是自视为站在所谓的领导力和制高点上，这就是为什么相比美国和中国，是欧洲率先出台所谓的《人工智能法案》。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它没有竞争力的一种直观表现。有竞争力的国家，比如美国，内部讨论了半天，最后还是没有出类似的法案，因为颁布就意味着自我约束。美国人可以在国会听证会上讨论这件事，但是没有人会提出来需要马上颁布《人工智能法案》。

尽管中国也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条例，但是中国并没有阻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B端的拓展和应用。欧洲的做法是保护落后者，就跟我们看到的欧美各种产业政策一样。因此，将来欧洲在技术压迫下，会做出什么样的政治性选择呢？

第一个问题，欧盟需要跟美国合作，但同时又反感美国投资自己的行为，这就是目前美欧之间争议的焦点。美国通过《芯片法案》补贴了自己很多东西，美国人叫投资自己。欧洲人也想投资自己，但是它跟美国不一样，差别并不在于简单意义上的欧洲有技术代差或者人才上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资本的驱动下，很多优秀的欧洲工程师或者科学家会跑到美国。目前谷歌最牛团队的工程师里有许多欧洲人，首席科学家是德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在欧洲和德国工作，而是跑到谷歌去工作？这就是目前美欧在人才竞争，包括基础研发能力的中进行的人才竞争。现实选择是欧盟只能跟美国合作，但合作过程并不是那么愉快，欧洲需要保护自己，这就是他们目前争论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问题，反过来看，从某种角度来讲，欧盟肯定会把中国视为另类的竞争对手，因此在技术上会对中国更加保守。过去我们常说“科学无国界”，这个提法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在国际合作项目，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为例，目前全球，也是欧洲最大的核聚变合作项目依然进展缓慢。据我了解，大概到2045年都不会有特别先进的新核聚技术被植入项目，因为所有参与的人都知道，他们不会把最好的东西贡献在这个国际合作的场子里，但大家都在想着自己如何干。

美国在自己做，中国也在自己做。美国在一个国家实验室调集了六千人，发起了新的可控核聚变“曼哈顿工程”，这是美国人正在做的事情。而欧洲人有没有能力在自己的本土调集六千人，做新的欧洲可控核聚变项目呢？我想这个比较难。因为，除了欧洲之外，美国还可以有其它外围的补充，比如美国可以跟英国、日本合作，共同开展新的托卡马克装置的研究。

在量子计算上，虽然欧盟制定了一些计划，但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全球产业、投资补贴的背景下，欧洲的补贴是涓滴式的，就是说欧盟可以弄那么多钱，每个人分一点，但最后可能还是没有一个被我们称之为“国家工程”的项目。这类颠覆性的科研领域项目必须要靠国家工程项目，比如美国过去有曼哈顿计划，现在搞新曼哈顿计划。涓滴式的做法不会产生汇聚效应，也很难出新的“惊艳跳跃”，因此，我的基本判断是，在面临新技术压迫的背景下，结合欧洲整体的现状和技术储备，欧洲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可能已经或者正在错过未来的时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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