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决新阶段：中攻美守与长期化对抗——步入中长期对抗的中美关系_风闻

进入中美对抗

当时间来到2024年的末尾，在转年的一月份，特朗普就要开始他作为美国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纵观2016至2024的这8年、两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朗普从那个发起南海仲裁案的奥巴马希拉里政府手中接过了政府，在承诺着我们要和中国做生意成为了总统。

    在访华后的半年里，特朗普政府决定发起对华贸易战，以关税为起点的贸易战逐步深入至以贸易禁令为主的科技战，其中华为中兴等公司首当其冲被美国所制裁。在后续的拜登政府时期，科技战进一步加剧，表现为不受限制的对华裔科学家的政治审查，针对英伟达的禁售高端AI芯片。

    中美的对抗关系进一步加深，在拜登政府时期，形成了一系列对华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或多国联盟，如AUKUS，QUAD，五眼同盟等。同时北约确认了以大国竞争为主题的发展方向，在最近两年里，英法德意等欧洲强国纷纷派兵前往亚太地区与日本等国展开针对中国的军事外交行动。

     除了经贸和外交上的实际行动之外，美国本身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明确了大国竞争是基本国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2年曾说道“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又使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这一主题贯彻了拜登政府的四年执政时间。

复兴霸权

    放眼全球，拜登政府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政策是坚决执行美元潮汐周期的加息周期，并且为此不惜发动俄乌战争并摧毁欧盟特别是德国的工业能力为代价来促使美元加息稳定且顺利进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的今天笔者个人认为国际社会几乎不存在质疑美国国家能力或质疑美元信用水平的声音，如若有那这样的声音也非主流。从美元指数能够很直观观察到这点，遥想2021年末，美元指数还是94，而就在俄乌战争和美西方集团的全面制裁下，美元指数很快飙升至110，而今则稳定在108。可以说拜登政府通过俄乌战争成功的稳住了美帝国霸权，也稳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在战争爆发前美元指数在96，但随后便轻松突破了110）

    在2023年乌克兰进行了一场失败的进攻战役，并且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在10月份针对以色列的阿克萨洪水行动迫使美国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而这一窘迫的境地并没有持续太久。尽管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其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反而是收缩的，作为二战后最大规模最大烈度的现代战争或者说是某种总体战，其消耗是巨大的，尽管战争将会以俄国人的胜利而告终，但其付出的成本还是太过于高昂。

    当时间来到了2024的年底，随着俄国在乌克兰方向上的投入而无暇顾及中东局势之时，叙利亚政府崩溃了。伴随着阿萨德的出逃，以色列和美国支持下的HTS取得了叙利亚地区的大片领土。而叙利亚的崩溃又导致所谓的抵抗之弧，伊朗-叙利亚-黎巴嫩走廊被切断，哈马斯在12月10日发布了停火宣言，也在12月9日晚，伴随着俄军安225运输机的起飞，俄军彻底的离开了叙利亚，同一天俄军驻叙利亚舰队也从叙利亚起航返回黑海，自叙利亚内战以来，俄军的十年投入皆化为乌有。

    对于美国来说，其仅仅付出了一部分的冷战库存和少量的财政支出，就能够完成美元加息回流的大潮，而对于美元最大的竞争者欧元来说，对其不留余力的打击几乎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工业能力，我们可以说美国成功的稳定住了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当之无愧的地位，拜登政府时期的对外政策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美国两党制的变化

    随着美国大选的尘埃落定，特朗普将在2025年一月入主白宫，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尽管这是他的第二任期，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过去的8年里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期间，特朗普大肆任用非建制派官员，具有相当程度的草根草台班子特色，同时执行了以美国为主的，通过打击全球化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来试图重建美国本土工业体系，这与所谓建制派的利益相悖。随后特朗普迎来了共和党的背叛，在弹劾问题上共和党建制派大佬麦康奈尔就被刺了离任的特朗普。

    而民主党则是几乎由清一色的犹太人组成，从布林肯到沙利文，但是这样的全球主义分子出身的班底却同意重塑美国工业，在拜登政府期间大力执行工业补贴政策，特别是沙利文，作为希拉里班底出身的纯正犹太政治人物甚至会亲自在各种场合表达应该重新投资美国工业，作为文官而非国会议员他的再投资美国工业与传统的选票选区政治是天差地别的，可以说新华盛顿共识奠定了美国战略方向。

（图为沙利文在布鲁斯金协会的讲话）

在拜登政府执政末期，特别是针对大选，民主党内部发生了某种议会政变，推出了代表着极端自由主义的哈里斯，而其背后所站着的又是极端自由主义派别的犹太分子。而在大选尘埃落定后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民主党人士并没有倾其全力支持哈里斯，哈里斯的得票率大幅下降，甚至远不及希拉里。随着大选结束，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党分子的清算随之而来，对LGBTQ的全面清算将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开始。而民主党的全球主义分子则和特朗普的MAGA在大体思路上不谋而合。

    美国的两党政治，从两种不同的全球化进程获利者集团的斗争变为了重塑美国霸权地位的自由主义霸权分子和激进的极端自由主义分子下的全球化之间的斗争。而在这次大选之中，共和党人也抛弃了过去建制派对特朗普主义的排斥，甚至是全盘接受。所以我们看到，拜登所领导的民主党政府在和特朗普交接过程中是丝滑的，拜登的民主党、共和党以及特朗普之间似乎是没有太大隔阂的。

    美国的内部斗争主导着其相当程度的外部行动，拜登的民主党在上台之初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撤出阿富汗，尽管上演了不体面的喀布尔飞人事件，但在短短半年后的乌克兰，帝国的面子和里子都又拿到了。而阿富汗战争正是小布什共和党时代所开始的，奥巴马时期尝试结束的，但由于奥巴马是个较为软弱的总统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在其执政末期阿富汗的情况则变成了制定撤军时间表—又起战火—推延撤军时间表，直到奥巴马政府的下台。同样身为共和党的特朗普则是力主通过和谈来解决问题，但这一问题也拖延至其任期结束也没能解决。而拜登政府一上任便是雷厉风行的果断撤出，不难看出其对政府的控制力。

    对华贸易战作为特朗普政府任期内几乎是最为重大的政治决定，拜登政府不仅仅是延续了其政策，更是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加码，从新疆棉到高科技制裁，中美之间全面的对抗开始了。在拜登政府对其内部政治具有极大的控制力的情况下，两党政治在对华问题上出奇的一致，我们应该说美国的统治阶级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发生了转变，无论如何，在经历了6年贸易战后，进行对华战略竞争是美国的第一要务。

中美的亚太军事对峙

    在国际政治领域，大国之间的竞争首当其冲的则是以军事力量应用为基础的一系列硬实力的博弈，这构成了国际格局的基本框架。中美在亚太地区军事博弈的历史更是横跨整个冷战时期，并且在后冷战时期一直存在，并且爆发过一系列的激烈军事对峙。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外交战略强调两洋存在，特别是其执政后期在乌克兰爆发克里米亚危机后仍然强调重返亚太，最终在2016年双方在南海仲裁案中进行了全面的对弈。而随着俄乌双方进行了8年备战后，在美国的授意或支持下，俄乌战争爆发，美国以及美军内部对于亚太地区的声音则是发生了某种天翻覆地的变化。最直接的则是亚太地区的美军代表人物并不满意动用亚太地区的资源特别是弹药储备投入至俄乌战场上，其直接效果则是美国从亚太前沿地区的全面撤出。

    美国开始极大地重视澳大利亚所扮演的角色，从修建供B2轰炸机活动的机场设施，到支持澳大利亚核潜艇计划，再到支持澳大利亚在地区发挥更重要的角色。简而言之美国在澳大利亚一系列的动作和行为表明了他们计划把澳大利亚当成亚太地区最大的后勤基地。

（部署于澳大利亚的B2机队）

    美国的前沿部署政策在近些年里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在中程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群组成的远程火力打击威胁之下，美军开始对关岛进行了一系列的堡垒化建设，修筑大量固定机堡，建设各种大型雷达，防空阵地，以及一系列的高价值防空力量的综合应用。除了加强其作为前线堡垒的作用之外，作为远离一线的某种二线要塞，前线兵力被分散至了关岛，美军在2024年年底把部署在冲绳的5000余海军陆战队部署至关岛。一些相关重要的后勤能力也在进行着某种疏散，如对舰艇的维护保养能力，其中作为AUKUS核潜艇协议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将会承担部分核潜艇维护任务。

    更大的变化则是基于海军陆战队的能力变化，重新塑造亚太地区的海军作战能力。海军陆战队从一支传统由一支两栖突击车、坦克、大型两栖舰艇、直升机等等突击进攻型装备组成的、极其强调由海向陆极的两栖作战力量，逐渐转型为一支以反舰导弹、无人艇、多用途多管火箭炮、小型登陆艇组成的追求战区内存在和拒止能力的某种类岛礁作战部队。伴随着这一重大转型，海军对其舰队力量的应用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整体而言，美军把其在亚太的兵力以对距离为核心，分为了外线和内线。其内线兵力便是由海军陆战队的多域旅，灵活快速部署的航空力量，小型登陆艇，LCS等兵力构成的，外线兵力则是一系列高价值目标，航母舰队，驱逐舰编队，大型机场，轰炸机群，预警机加油机等单位。其外线兵力主要游离在距大陆2000公里的地方，以避免被多种远程火力的直接打击。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其外线兵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航母舰载机部队的无人机加油，到给DDG1000和水下舰队装备远程弹道导弹，再到重视轰炸机群甚至大型运输机的打击能力。

    不难看出，美军对于在近距离，特别是在传统的第一岛链内进行决战的态度是极其消极的，在亚太地区整体的态势是保守的，特别是把内线作战寄期望于强调灵活部署的小股部队来维持存在和进行阻滞。这也意味着随着中美两国数十年的军力发展，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在90年代我们还会遭遇特大空情事件，而到今天的美军航母舰队在追求2000公里的打击能力。

（图为美军近期内部文章保卫第三岛链）

    这样的力量天平发生变化的趋势并不会因为双方单件或多件兵器的投入而发生变化，在即将迎来的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在亚太地区两国在军事上的对抗会处于某种我攻他守的形势。

中美的经贸博弈

    在中美经历了6年的贸易战后的第二任特朗普政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人，马斯克。马斯克本人身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标签和光环，若把他放在中美关系中进行探讨，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今天中美两国之中最懂中国产业经济的美国人，和最懂美国的中国企业家。在今天中美两国都取得了中国是一个擅长实现产业化，高科技应用场景的落地的国家的共识。而恰恰作为这种共识的具体代表，马斯克应该说是最能理解并体会这一共识的人。

    马斯克的中国超级工厂和美国的特斯拉工厂在交付能力上是天差地别的，同时马斯克的SpaceX在美国面对了一系列的监管问题特别是来自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指责，比如最著名的是SpaceX和动保与海豹之间的故事。

（图为特斯拉超级工厂）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叙事下，伴随着长达数十年的工业迁移，东亚地区成为了世界上最大工业制造地区，有着为工业化所服务的一切资源，庞大的受教育的工业人口，世界最高水平的物流基建，为工业化服务的地方政府，良好运行的工业资本等等。而在西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工业的迁移和析出，导致上述的最为基本的四个条件均处于恶化和每况愈下的情况，美国的红锈带，几乎一无所成的高铁，地方项目繁杂的审批流程，数不胜数的非营利组织，以及工业企业注重短期资本市场收益导致的长期工业能力下降均是这一结构性问题的体现。

    当时间来到2024年之时，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新自由主义不能打赢俄乌战争，也不能赢得大国竞争，更不能维持霸权的情况下，开始了一系列的主动调整。从沙利文和布林肯的数次演讲之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这种政策的转向，拜登政府注重了工业生产能力，并且尝试进行基建，高科技技术产业等一系列的重资产投资和提供相当程度的政府补贴，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这明显的和冷战结束后的延续30年的新自由主义论调格格不入。简而言之拜登政府时期的政策尽管有着巨量的财政或货币的支持，但由于不对美国本身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结构进行任何变革，导致这样巨量的货币无法真正的形成工业能力，这就好比高血压一样，由于血管内壁的堵塞导致的供血不畅，同时又供给了大量的货币，致使血压进一步升高，最终造成了超高的通胀，最后无计可施又只能把血压降下来，进行了强硬的加息。

    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首当其冲的则是对选民承诺清除极端新自由主义特色左派运动，而马斯克则是打算成立效率部对联邦政府官僚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一个知道如何实现工业化的人，他知道如何让政府配合工业化落地，更不用说作为同时在中美两国建厂的企业家，他是对新自由主义下的工业企业营商环境有清晰的认知。笔者认为他是有决心彻底扭转当下新自由主义对整个社会环境的侵害的，不然也不会收购推特并对其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而在经济问题上情况则复杂的多，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那么就是在经历了40年的全球化发展至今日，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依存的局面。无论如何在冷战结束了30年有余的今天，美国的霸权带来的美元的霸权局面并没有改变，美元霸权秩序之下，中国的强大生产能力和美国的强大消费能力构成了美元体系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两国的这一紧密关系使得两国之间的任何经贸上的波动都会对两国的经济运作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贸易战开始的关税问题，到疫情期间的熔断问题，再到美元加息资本回流潮，科技战和稀有金属为主的新一轮贸易冲突。尽管双方贸易争端摩擦逐渐加大，甚至在拜登政府时期主导的重塑去中国化供应链的背景之下，双方往来的贸易额在2024年甚至同比增加了将近百分之3。

（图为中美贸易数据）

    而以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情况则大有不同，随着中国的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特别是在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主导下，全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在终端产品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特别是半导体行业，新能源汽车，大飞机等高科技高利润率的大型工业行业上的成就。这些领域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迫使美西方通过行政手段来扭转中国产业升级的态势。

    以美西方最具有优势的半导体行业为例，本国半导体产业遭遇到了美西方动用一切力量的全面围追堵截，其中包括政府行政力量，政府情报机构，产业巨头，上下游供应商，甚至发动了全方位的舆论战来进行打击。但我国的半导体仍茁壮成长，取得了巨大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自迈入工业社会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够经受得住如此全面打击。

（图为华为发布会，其中滋味冷暖自知）

    而在美西方并无能力的其他工业领域，双边或多边的贸易争端则显得微乎其微。在应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崛起所导致的全面冲击方面，日本的汽车行业迫于这一巨大的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企业合并，欧洲在尝试以关税和市场来换技术，美国则是依靠百分百的关税给本土行业一片自留地。C919更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合作案例的典范，由于波音自身的能力不足，导致欧美厂商对于窄体客机的竞争选择了融入合作的方式，而非大争大斗进行贸易摩擦。更不用说其他具有外资背景的工业企业了，如尝试生产转移至印度的苹果公司仍不可避免的又回流至中国进行生产。

    就结论而言，在中国的工业能力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第一的今天，想要在短期内以人为因素来扭转中国产业升级的这一趋势，是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美元霸权仍然存在的今天，全球化仍在前进的今天，我国承担了美元体系内的工业生产者这一角色仍然不变，只是从初级生产者成长为中高端的生产者。而作为生产者，客观上我们存在一个显著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需求具有极大的外向依赖。

    在最近一段时期，我们先是在美元提供大量流动性的情况下，经历了外部输入性通胀，外部需求推动的经济增长，又在美元加息周期经历了全球需求下降，资产回流导致的流动性短缺，以及房地产债务和地方财政的双重问题。尽管我国的经济本身充满了韧性，但在外部环境的快速剧烈变动之下，我国经济实际陷入通缩困境。除了短期对我国经济的实际影响之外，由于我们实际依靠外部市场，并且在当下的美元秩序里赚的盆满钵满，我们自身对于反对美元霸权本身的任何行为都有着巨大的阻力和政治成本。

    而在国际层面上来看，伴随着美元的流动性泛滥，任何获取美元的国家，个体，实体单位，都可以通过中国获得相应的工业制成品，而不存在提供了远多于生产能力的货币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近期的美元量化宽松加息周期表明，大量的通胀问题实际上上发生在脱离大陆的海外市场，由于原材料市场的普遍金融化导致的原材料价格高涨的输入性通胀，美国自身基建运输能力限制下导致的物流通胀，同时由于其金融市场的节节攀高带来美国国内的全面通胀。就结论而言，在实际上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美军完完整整的构成了今天美元霸权的两个支柱，这也是在过去曾经G2论坛的根本含义。

    在中美实际构成了美元霸权的一体两面的情况下，纵观2018年开始至今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均犹如在瓷器店里的大象，费心费力的闪转腾挪也不过是在针对极其少数的公司和供应链进行高强度高烈度的贸易争端，这与美国对俄那样高烈度高强度覆盖面广的制裁可谓是天差地别。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的紧密的经贸关系导致了双方内部均有大量的既得利益团体，这种来自内部的反对声音使得中美愈演愈烈的贸易争端仍趋于理智。

    那么什么时候美国能够具备和中国彻底脱钩的能力呢，在短期看来完全取决于马斯克和他的效率部在未来的四年里能取得如何的成就，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适合工业化发展的土壤。而长期看来美国想要实现再工业化至少需要在四个方面上取得长足的进步，良好的劳动力，适当的基建能力，可以实现盈利的产业运作，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而在新自由主义的侵蚀下这四个目标均很难实现，以拜登政府时期主推的半导体供应链迁移为例，由于美国本土的劳动力素质极差，台积电不得不引入台湾工程师，但又由于当地基建能力受限，台积电工厂的建设数次推迟，而在当地工会的强制要求下，台积电不得不雇佣大量本地员工导致其产出的良品率极低，而更加失败的案例则是近期倒闭的电池厂商。

    在近期基础劳动力的问题则愈演愈烈，演变为了围绕着H1B工作签证的一系列政治冲突，以马斯克为代表的DOGE团体与旧的美国本土MAGA团体产生了持久的互联网辩论，尽管特朗普支持马斯克但这种争吵最终仍需要在国会和议员们的提案里走上一遭。

（图为马斯克和特朗普）

    而无论如何，在6年的贸易战后中国某些人所设想的经济崩溃并没有到来，同样部分美国人所想的美国再工业化也没能实现。双方相互依存，和双方能力上的不足导致这种状态不得不延续的情况使得双方均无力在直接的经济往来上而致对方于死地。

    在双方的直接正面接触之中，双方均无力取得决定性的优势的情况之下，两者之间的斗争则会转向长期化，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这种发展态势。从古罗马时期的皮洛士的胜利，到近代的施里芬计划的破产，再到莫斯科战役的失败，以及美苏跨越半个世纪的冷战无不验证了。而今天的太平洋更是远比苏联国土的纵深还要广阔，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也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的斗争将会足够漫长。

    而一旦进入到了长期拉锯的对抗之中，体系之间的规模则是决定性要素。在1914年开始的堑壕战进行了四年之后，德国人仍然能够发动皇帝攻势，并且取得突破，但是在随后美军在西线的战壕中投入到了对德国人的作战之中，德国人再也不能支撑下去，这样巨大的体系差距迫使德国人投降，同样苏东集团的崩溃也源于体系之间可用资源的巨大差别。而今天我们也同样面临相似的问题，以智能手机产业为例，苹果坐拥70亿人口的市场，而华为则被限制在了14亿人口的市场之内，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非依靠华为自身的努力，或拆分成立新公司进行文字游戏式的规避，而是依靠国家综合实力。国家，主权国家才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而非大型公司或跨国企业，更不用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一超多强的单极体系之下，寄期望于个人、公司或某种经济实体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是不切实际的，而在实际操作之中，华为也并非依靠公司自身的力量和整个美帝国进行对抗。

（图为孟晚舟回国）

国际大三角与美俄关系

    以中国传统看待国际关系来说，我们普遍认为国际上存在一个大三角关系，在冷战期间表现为美苏中大三角，冷战后则是美俄中大三角。同样在美国人看来也存在着某种三角或者说是三国关系，随着中国国力的稳步增长，中美俄三国关系中，俄国被认为是力量最为薄弱的一环，而中国则在不同境地下被认为是最为强大或第二强大的力量。

    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亚太地区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压力，在欧洲则面临着一场即将走向失败的全面热战，在世界岛的中心则是打的一团糟。而以上一任特朗普政府的联俄抗中政策来说，这届美国政府很可能延续这一对策，美俄关系可能得到缓和，这种缓和一方面是美西方并不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则是如何看待国际大三角中的力量对比问题，可能还有值得一提的则是俄国内部的政治变化，即普京的继任人的问题。

    所谓的特朗普主义，即通过关税等行政手段来扭转美国工业利润率从而促使美国工业的再度振兴的思路，在上一任期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欧洲各国都不乐意见到特朗普的再度上台。而在拜登政府的初期，修复传统盟友关系是一件头等大事，最终形成了对俄的美西方包围网，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彻底的摧毁了欧洲和俄国的经贸关系，迫使欧洲的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且不得不依赖美国能源，德国的PMI指数自2022年8月以来没有一个月超过50。相较于嘴上叫的震天响，挥舞着关税大棒的特朗普来说，拜登的民主党政府对欧洲的打击是巨大的。

（图为PMI指数，一蹶不振的德国制造业）

    特朗普政府所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上特别是工业上虚弱的西欧，一个即将赢得战争并且在持续扩军的强大俄罗斯，在欧洲热战已经爆发的今天，传统的集体安全政策早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环境，欧洲只能一味的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想要彻底的结束当前的战事状态，还有赖于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并且从北约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如此观之特朗普政府对欧方向上可以用的牌太多了，在欧洲各国都有求于美的情况下，塑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跟从美国政策的欧洲不是特别困难的时期。

    同时在过去的三年里所进行的这一场战争也验证了，俄国不是一个依靠美西方集团的冷战库存就能够战胜的国家，尽管俄国的实力方方面面远不如美西方集团，但征服这样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在传统的安全问题认知上，应对两场战争是某种对美军能力的基本要求，而在今天无法战胜俄国使得美国人不得不重新看待自己的北约东扩战略，即通过不断的对俄压缩包围圈并寄期望于俄国的崩溃，从而完成彻底的对俄国的肢解和统治。这一政策的背后则是冷战结束后连贯的持续的北约东扩政策和持续的挤压俄国政策，以及贯彻落实这一系列政策的执政者和文官集团，在深层政府确实存在的今天，在合理阴谋论之下那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集团在国际社会上作威作福三十年后确实需要反思了。

    在中美直接进行军事对弈的亚太地区，随着能力的此消彼长，美国从亚太的前沿撤出已成定局，但距离的暴政对两国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国在远洋力量投送上仍存在明显不足，除了最为瞩目的大甲板平台上的不足之外，后勤舰队的建设也具有较大差距，同时在印太地区军事基地等基建设施的不足也限制了舰队的综合运作能力。简而言之美国人仍然具有较大的后撤回转空间，同时我国力量投送能力扔处于快速爬坡阶段，想要迫使美国进一步后撤仍需时间。由于大型舰艇的建造周期和生成战斗力以及新型补给体制的摸索都需要时间，在今天我们仍未看到大规模的补给舰队的建造，可以认为在未来的四年特朗普政府时期，亚太地区态势不会有极其显著的变化，战线或者说力量延伸范畴仍在第二岛链内。

（图为双航母编队）

    简而言之从军事角度来说，由于距离的暴政和中国军力的崛起，美军不得不从过去的前沿阵地撤出进入二线位置，在战时执行某种弹性防御作战，当然基于现状双方的持续发展能力不对等，美国人甚至已经在考虑第三岛链防御作战了。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作为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并且有充足的工业能力甚至为俄乌双方提供大量的工业产品的国家来说，甚至仅军工业能力是远大于美西方之和的，更不用说在新兴领域里更是中国一家独大的。很显然在美国看来，工业能力和中长期发展上中国是远大于美国的甚至大于美西方之和的，那么未来的美国的政策也很好判断。

    而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是如何看待今天国际大三角问题中的力量对比的？很显然俄国人仍然处于大三角关系中最弱的一环，并且在经历了三年的战争之后更加虚弱了，其海外力量能力显著性的下降，其力量更加的聚焦于东欧。而美国人只需要增加欧洲驻军就能够解决这一方向上的威胁，甚至还可以逼迫西欧诸国更紧密的捆绑在北约战车之上。最终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现在的状态处于某种中强美弱俄更弱，中攻美守的结论。

走向中长期中美对抗与特朗普时期的对抗

    作为某种理论性的分析，我们应当从已知的一系列条件中进行一定的推论，得到一系列的答案。首先已知，中美两国的直接军事对弈在亚太地区处于了某种平衡状态，两国两军在应用军事力量上充满了理智，同时两国在亚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的条件仍不具备，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是遥不可及的。

    已知乌克兰战事进入尾声，同时俄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力量衰退，可以预期未来俄国仍将聚焦于在东欧地区的力量能力建设，俄罗斯在事实上成为国际大三角中最弱的一环，而中国由于强大的综合实力在众多领域被视为国际第一，因此美国对于俄罗斯的政策转变是可以预期的。

    在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军事工业能力上中国不仅仅全面领先于美国，更是在国际范围内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这一大趋势下美国将仍在亚太地区处于收缩和防守态势。

    其次已知双方在经贸领域均有着改变现状的动机与能力，可以预期双方在经贸领域进一步产生摩擦。同时双方由于直接的贸易相互依存关系，美国不具备同等的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双方进行直接的贸易冲突规模很可能是受限的，双方的经贸冲突更可能聚焦于游离于两国之外的供应链体系的上下游产生。

    已知中美经贸不能脱钩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无法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原因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与中国同等生产能力条件，而作为深知这一点的马斯克在新一任特朗普政府组建了效率部尝试进行某种改革，而人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若马斯克追求短期努力那只能最终付诸于人为的扭曲供应链利润流向，最终以某种关税的形势与中国可怕的生产能力进行竞争。

（让我看看马斯克能整出什么大活来）

    已知新自由主义并不能保卫霸权，真正的包围霸权还是需要乌克兰真刀真枪的打上一仗，扭转资本流向，而打上一仗需要实际的军事工业能力，在战争进行了三年/美国冷战库存严重消耗的今天，重塑美国工业能力是重中之重。短期来说，中美之间的争斗将仍聚焦于经贸关系，特别是以美国再工业化为主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那么已知在中美双方短期内都无法解决对方的情况下，中美对抗将会走向长期冲突，历史告诉我们大国之间的长期冲突则一定是以体量的相互碾压而结束。在今天中美不太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同时双方直接的经贸冲突不能致对方于死地的情况下，围绕着双方经济体、供应链关键制高点、供应链上下游等问题在外围、在全球进行一场全面的竞争已经到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这场竞争则会更多的卷入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国家，漫长、残酷、激烈的全球斗争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趋势和主题。

（图为成飞六代试验机，强大国力的真实体现）

    最终尽管我们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但无论如何斗争总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假装我们身处和平，不能假装矛盾是不存在的。当然面对矛盾、斗争需要的是勇气和决心，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做好了迎接新时代的准备，国力的富足，让我们有底气能够直面惊涛骇浪，让百年未有之变局轰轰烈烈的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