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允许打野猪，他们的人和猪过得怎样？_风闻

著名的旅游文学《山居岁月》里，彼得·梅尔记录下了法国乡村狩猎季开幕的“盛景”。

九月的一个周末，乡间忽然枪声四起，像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预作演习。……枪声从屋左屋右，以及屋后的山区传来。枪林弹雨的声音，让人觉得任何移动的物体都有中弹的可能。

他对那么多人枪林弹雨围剿野猪有点于心不忍，但老乡跟他表示“野猪肉可好吃了，特别是小乳猪。”

法国一只野猪引起了好奇的游客注意。当然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的行为 图片来源：Bastiaan Notebaert / inaturalist

如今网上关于“野猪”的话题一再引爆热潮。一方面是人兽冲突的信息屡屡刷屏，使“野猪是害兽，数量过剩，需要控制”的观念在越来越多人意识里扎根。另一方面“西吉招募猎人”之类的信息，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民间狩猎队的存在。

如今再看这本旧书，我们不禁会想，法国的过去，会不会是我们的未来呢？换言之，欧洲狩猎野猪的产业，有没有成功控制野猪种群，能否为我们的野猪种群调控提供借鉴呢？

01

欧洲打野猪的经验

欧洲具有很发达的狩猎产业，仅法国全国猎人联合会在2019年一年，就发放了117.3万张狩猎证。在2014年发表的《野猪增多，猎人减少？对欧洲倾向和意义的综述》（Wild boar populations up, numbers of hunters down? A review of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Europe，下文简称《猎人减少》）中提到，2012年，欧亚大陆的18个国家猎捕的野猪数量至少有220万头，1992年只有86.4万头。

在欧洲大多数地方，狩猎是野猪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波兰的野猪栖息地，1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狼每年咬死19~38只，人类猎杀45~142只。狼一般是挑小猪弱猪下手，猎人则是挑大猪打，对野猪种群数量影响最大的是能生崽的大母猪，所以猎人对种群的影响更甚于天然的捕食者。在没有大型捕食者的环境下，狩猎几乎是唯一控制野猪数量的有效措施，斯洛文尼亚的野猪死亡原因中，打猎甚至占到97~98%。

白俄罗斯的猎人持枪打野猪 图片来源：Hunting Mark / wikimedia

所以，在欧洲打野猪已经蔚然成风，而且猎捕的种群数量相当可观。这似乎符合很多人的预期：“只要”放开打猎，“就能”控制野猪的种群。但事实往往不会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么简单。

02

野猪多乎？多也！

虽然狩猎的总量在增长，但打猎对控制野猪种群的效果并不好。《猎人减少》没有收集到各国野猪数量的精确数据，他们根据野猪狩猎量的不断增加推断，在欧洲与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野猪的数量是在增长的，并没有被狩猎遏制住。

欧洲很多地方的野猪糟蹋庄稼和车祸问题日益严重，也是野猪数量不减反增的旁证。法国在1973年一年野猪造成的庄稼损失是约250万欧元，到2008年涨到了3250万。瑞典二十一世纪初一年野猪和机动车相撞的事故约500起，2005年约1000起，2012年超过了4000起。

野猪是有蹄类中繁殖率最高的，扩散力和适应力也很强，这让它的管理比一般的大型动物，会涉及更多的猎杀

顺便说一句，《猎人减少》这篇文章推测出的野猪种群状况，不是逐年攀升，而是波浪般起落，起落中有上升。所以，“野猪种群数量整体在上升”，与“一时一地野猪种群的数量在下降”并不冲突。

例如，中国的人猪冲突报道和全世界的野猪攻击人报道，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猫盟在和顺的调查却发现野猪相对多度减少。如果因为“野猪的种群大趋势是在增长的”，而否认某一特定时间或地点，野猪的数量可能是下降的，那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野猪种群的增长并不是“四海一”的增长，部分并不是缩小的整体，它可能表现出和整体不同的趋向。

为什么野猪会越来越多呢？我们还没有得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但可以列出一些影响野猪种群增长的因素：

1、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改变了一些植物的分布，这可能增加了野猪的食物，如欧洲山毛榉Fagus sylvatica的结果量逐年增加，这可能和气候改变有关。在寒冷的地方，严冬对野猪的影响甚至超过捕食者，厚厚的雪会阻碍觅食，也会消耗掉野猪的体力。暖冬会使野猪存活率增高。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油画里的打野猪情景，人猪冲突在欧洲和亚洲诸多文明里都有悠久的历史 

2、栖息地恢复、人为干预减少。在欧洲，山区农牧用地的废弃，大型国家公园的建立，开发的政策制定、人口迁移等因素，使植被恢复，因此增加了野猪栖息地的面积和连通性。在中国，退耕还林和乡村人口减少造成的耕地废弃，使野猪的栖息地得以恢复，禁猎也为野猪创造了种群恢复的机会。

3、大型捕食者的缺乏。欧洲唯一能稳定削减野猪种群的非人动物是狼。狼在一些地方恢复得不错，比如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但亚平宁山脉的狼数量仍不足以控制野猪，以至于这里的野猪数量过剩。

在残缺的生态系统里，野猪种群容易繁衍过剩。反过来，在保留了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能捕食野猪的大型动物的环境里，人们也更容易意识到“野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猪数量增加被视为“生态保护好”的标志

我在万方数据网上搜索发现，大部分近期发表的，讨论野猪种群问题的中文论文，或者不谈野猪的生态价值问题，或者专注于负面的一面如破坏庄稼。而提到“野猪需要保持数量”、“野猪是生态系统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文章，大部分是关于东北地区虎、豹保护的。如2011年发表的《吉林珲春自然保护区东北虎及其猎物资源调查》，研究人员提出采红松子、盗猎等人类活动，使得野猪数量减少，并认为这会使保护东北虎的形势更加紧迫。

4、人类种植的庄稼。丰富的高能量食物，会提高野猪的繁殖率。高大的庄稼也会成为野猪栖息地联通的廊道。

这里额外讲一下许多人感兴趣的“野猪进城”问题。当城市、绿地和自然环境交错分布时，野猪就可能穿过自然栖息地，进入城市。2000到2020年间，南京城市化的比率从56.8%上涨到86.8%，建设用地不断朝山区扩展，与野猪栖息地发生重叠。近年来南京的人猪冲突逐年递增，跟野猪的栖息地碎片化，建设用地和野生动物栖息地重叠，有着重要的关联。

南京出现在居民区的野猪 图片来源：江苏卫视

另外，垃圾管理和绿化管理不当，也会为野猪在城市中的生存创造机会。由于城市里可以得到额外的食物，被捕杀的压力又低，一些城市里的野猪密度增长相当可观，甚至高于农村。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世界各地的99个城市存在人猪冲突，其中80%在2008~2012年间野猪数量越来越多。

03

放开“打猎玩儿”是好办法吗？

《猎人减少》调查了17个国家的猎人数量，其中大部分国家的猎人的数量呈现稳定或者下降的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到本世纪10年代，调查范围内猎人的数量下降了大约18%。而且出现了老龄化，法国猎人的平均年龄从1983至1984年间的45岁。上涨到1998至1999年间的50岁。也就是说，喜欢玩打猎的人越来越少。

而野猪种群和人兽冲突的日益增长，说明目前的狩猎控制野猪种群效果并不好。之前我们讨论野猪种群调控问题的文章《野猪种群调控，放开打猎就完事儿了吗？》提到过，娱乐狩猎尽管产业可能很发达，但它对于野猪种群调控的效果未必好，种群调控交给职业猎人效率更高。实际上娱乐性狩猎和种群调控甚至可能是背道而驰的：欧洲很多猎场会额外给野猪喂食，来保证有猎物可打。

如今中国出现在公众视野内的野猪狩猎，虽然大多打着“护农”的旗号，但无疑也出现了狩猎娱乐化的倾向。

以“护农”为名义的狩猎行为，还会给不法行为创造可乘之机，食用野味是非法的，但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以“护农”为名的账号处理野猪肉的视频

《南方周末》对西吉招募民间猎人打野猪一事的报道，集中体现了这一现象：猎人们把狩猎过程放到视频平台上，引来无数喝彩，有些猎人还是对经营短视频账号颇有经验的“大V博主”。虽然西吉的狩猎为看客们贡献了一出“好戏”，但报道不无讽刺意味地指出：

“报道刊发，视频上传，媒体和网红纷纷离场。……野猪成灾的新话题仍不断上热搜，西吉的流量盛宴也快要散场，人猪之战却并没有结束。”

民间野猪狩猎队宣传带货

另外，种群调控涉及诸多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比如对地形和野猪分布状况不了解，可能会找不到野猪。比如打野猪一事的困难性，经历过种群调控，“打精了”的野猪对猎人的搜索、毒饵，甚至从直升机上开枪都会产生戒备反应。比如狩猎能否起到种群调控的效果，需要对野猪的种群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在猎捕压力下，野猪会提早繁殖时间，加速代际更新。出现“越打越多”的局面。只为“好玩儿”而选择打猎的猎人，恐怕不能周全地考量这些问题。

《猎人减少》因此认为，目前欧洲的打猎方式（娱乐化打猎为主），不做大改动，不可能有效地控制野猪种群。

04

未来的方向如何？

《猎人减少》提出了一些控制欧洲野猪种群，改善人猪矛盾的建议：

1、改善猎人招募的方式，招更多的猎人。但这没有改变娱乐性狩猎的局限性。近期法国简化了申请狩猎执照的流程，但新一代的猎人大多是“为了好玩”才来打猎，他们并没有“我要调节野猪种群”的责任感。

2、采取更有效地控制种群的打猎策略。这需要猎人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比如不论欧洲还是中国，猎人都爱打“威风”的大公猪，但其实打成年母猪是对种群控制最有效的。

3、吸引其他利益相关者加入，如专业猎手。

4、引进更高效的狩猎方法和装备，开发新装备。

5、向大众进行科普。

波斯的狩猎野猪金属盘 图片来源：Mary Harrsch / Flickr

《野猪战争：5个使野猪扩张失控的热门因素和相关的紧急问题》（The boar war: five hot factors unleashing boar expansion and related emergency）一文从更加高屋建瓴的角度，提出了两条建议：

一方面要坚持从实际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制定打猎计划。另一方面要协同多方力量，包括地方管理机构、当局、农民、研究人员等，合作解决野猪种群调控问题。虽然说得有些抽象，但我们也能参考现实看出一些端倪：“打野猪”不是一场流量的游戏，而是一门需要严谨的知识和多方面协调配合的技术活。

希腊石棺上展现野猪攻击人的石雕 图片来源：Deiadameian / wikimedia

《山居岁月》里枪林弹雨的“盛况”也许将成为过去，未来的野猪调控，正在从充满浪漫气息的狩猎，逐渐转变为一门充满数字和权衡的生意。可能会有人说这是美好旧时光的消失，但这也是人与自然日益疏远，“人类世”对于自然界影响日益深远的如今，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1] Massei G, Kindberg J, Licoppe A, et al. Wild boar populations up, numbers of hunters down? A review of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Europe[J]. Pest management science, 2015, 71(4): 492-500.

[2] Fulgione D, Buglione M. The boar war: five hot factors unleashing boar expansion and related emergency[J]. Land, 2022, 11(6): 887.

[3] Shen W, Yang A, Wang Y. Attribu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human and wild boar conflicts in China’s Cities: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China[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3, 156: 111089.

[4] 陈九屹, 孙全辉, 张逦嘉, 等. 吉林珲春自然保护区东北虎及其猎物资源调查[J]. 动物学杂志, 2011, 46(2): 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