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碾压华为的通信巨头：巨龙，是如何消亡的？_风闻

提起中国的通信企业，很多人都知道华为和中兴。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一家通信公司——巨龙通信，它才是当时中国通信行业的领导者，华为、中兴也只能排在它身后。

1990年之前，国内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高端通信设备几乎全靠进口，通信市场被日本、美国、瑞典、法国等七国企业垄断。

他们甚至还断言：到20世纪结束，中国都研发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

谁也没有料到，几年后，一个叫邬江兴的人，也就是后来巨龙通信的董事长，就成功研发出了HJD04机——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大容量程控交换机。

巨龙通信04机的成功面世，彻底改变了通信市场被垄断的局面，迅速成为了国内通信行业的领头羊。

如流星般出现的巨龙，成为了当初的民族之光。

令人遗憾的是，巨龙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太久，没过几年，它就被华为、中兴等一众后来者赶超，直到新世纪到来之后，彻底消失在了大众视野中。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条巨龙从浪潮之巅，沉入到深海里？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我国很多领域都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通信行业也不例外。

19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0.38%，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

即便是相对发达的上海，平均每100人拥有的电话数量也只有1.7部，而同期的美国纽约是80.2部/百人，日本东京是66.1部/百人。

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后，市场逐渐活跃，尤其是沿海地区，民营企业开始涌现，外商们也纷纷进入中国。

全社会通信需求急剧增长，严重落后的通信基础设施，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阻碍。

在那个经济即将腾飞的年代，一个没打通的电话，就可能痛失几百万、上千万的业务和投资。

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描述外商来中国考察的情况：一问电话二问路，第三才是谈项目。

还有这么一件真事：澳大利亚外商到国内考察后，需要打国际长途回总部汇报，但那会儿我国至澳大利亚还没有国际电话直达电路，得通过人工台从欧洲转接，整整三天时间，电话都没能打通。

国内通话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全国三分之一的市话和绝大多数长话需要靠人工接续，打长途还得去邮电局排长队，肚子饿了忍着，想上厕所憋着，排到了也不一定打得通。

邮电局的公用电话局

为了满足巨大的通信需求缺口，邮电部门只能进口国外设备进行应急扩容，由于资金紧张，很多都是已经淘汰的设备。

这些机器不仅运行维护成本高、抗干扰能力差，还经常出故障，非常影响通话质量，打不通、听不清是常有的事。

直到1983年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改善。

此后，我国通信市场便被日本、美国、比利时、德国等国的企业所垄断，由于各地引入的设备厂商和型号不同，被称之为“七国八制”，通信网络也处于分割状态。

那时，我国每年仅服务费，就需要支出数十亿美元外汇。

这些西方巨头们把控着先进技术，把我国的通信市场比喻为“上帝留下的最后一块蛋糕”，甚至还断言：即便到20世纪结束，中国人也搞不出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

然而，中国向来不缺奇迹。

数字程控交换机被大规模引进后，我国的基础通信能力得以快速提升，但通信网络也被“七国八制”分割，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更何况，通信网络安全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这等核心技术，不能长久依赖他人，卡脖子的问题必须解决。

交换机，是通信建设的核心，我国整整落后了30年。

198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在使用程控交换机，通信技术步入计算机水平；

而我国当时还依赖于纵横制交换机、步进制交换机，这些设备大多都制造于1950年代，停留在机电模拟技术。

纵横制交换机

那时，邮电部门曾尝试过逆向开发，但无奈技术差距实在太大，始终没能成功。

直到邬江兴带领的科研团队出现，僵局才得以打破。

1985年，原本在军队负责高速计算机科研项目的邬江兴，带着15个年轻人，投身到程式交换机研发中。

邬江兴团队有着丰富的计算机知识，但对通信领域了解很少，甚至连电话交换机的原理都不太清楚。

时间紧任务重，从头开始学根本不现实，想要取得突破，他们只能从熟悉的计算机领域去破局。

独特的视角，给他们带来了灵感：干脆也不去设计什么程控交换机，而是设计一个能打电话的计算机。

这一思路上的转变，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历经6年的时间，花了不到600万人民币，1991年邬江兴团队成功研发出中国首台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HJD04机。

HJD04机的诞生，不但打破了发达国家在通信技术上长达二十多年的垄断，在性能方面也能和进口设备正面硬刚：

支持接入10000个有线固定电话，还可以进一步扩容，并且在交换机标志性指标——忙时处理能力方面，一举打破了当时西门子所保持的世界纪录。

“在国有企业纷纷与外资合营或被收买兼并后，04机送来了一股清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给了它高度评价。

当时，04机也被人亲切地称为：中华争气机。

04机价格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10，性能上还更优，再加上政府和军队背书，上市后销量节节攀升。

最忙时，十几个小组出动安装，最快23个小时就安装开通一个电话局，国内通信市场终于不再被外国巨头把控。

1995年，04机在全国已经部署了1300万线之多，总销售额超100亿元。

同年，为了更好地推进04机的产业化，由国有企业合并组建而成的巨龙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邬江兴担任董事长。

巨龙通信可谓出场即是巅峰，从“巨龙”二字也能看出，它被寄予了极大的厚望。

04机的出现，在国内通信领域卷起了惊涛骇浪，然而巨浪之下，危机也在悄悄酝酿。

这边，巨龙在高端设备市场与外国巨头正面硬刚，另一边，中兴、华为、大唐也在默默发育。

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将与巨龙通信一起，从七国手中夺回这块“上帝留下的最后的蛋糕”。

1985-1987年，中兴和华为相继在深圳成立。

初出茅庐的它们，选择了迂回战术：从农村包围城市，先研发传统的小容量程控交换机，去占领当时被巨头们忽略的农村市场。

几年后，中兴和华为便先后推出了农话交换机：ZX500A和C&C08A，并在农村市场大获成功。

当时的邮电部研究院（大唐电信的前身），也早在1986年，便研发出了2000门的数字程控交换机：DS2000。

1993年，西安大唐电信从邮电研究院分离出来，正式加入数字程控交换机的角逐。

有了技术和资金的积累，中兴、华为、大唐都开始着手研发大容量数字交换机，随后，国产万门级数字交换机迎来了大丰收。

1995年，在西安大唐电信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大唐电信，研发的SP30数字程控交换机通过邮电部鉴定，单机容量达到10万门。

同年，中兴的大容量交换机ZXJ10获得入网许可，华为也成功推出万门容量级C&C08C数字交换机，正式进入大型机市场。

至此，国内通信行业形成了“巨大中华”四足鼎立的格局。

凭借自主技术和更低的价格，“巨大中华”大规模占领市场，把七国的设备价格，一路从每线300-500美元打到了50美元。

有着先发优势的巨龙，依然占据着四巨头榜首的位置，巅峰时期，巨龙通信的04机，占到了全国网上运行交换机总量的14％。

但透过辉煌的战绩往细处看，1995年的巨龙通信，其实已经危机四伏。

一方面，随着中兴、华为、大唐的崛起，04机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巨龙通信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另一方面，巨龙通信由多家机构、国企组建而成，内部组成复杂，资方、技术方、供货方各自为战，内部管理非常混乱。

更为关键的是，当初为了扩大产业规模，04机采用的是授权生产，产量确实提上去了，然而巨龙对授权厂商的实际经营和管理控制有限，导致这些厂商看似同属一个集团，实则各管各的。

授权厂商为了冲销量拿业绩，设备招标时，多个04机生产商同场竞标，彼此之间互相杀价，形成了激烈的恶性竞争。

站在上帝视角，我们必然会疑惑：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双重挑战的巨龙，难道没有危机意识吗？

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处于行业飞速发展的节点，在红火的市场以及猛增的销量面前，所有问题似乎都能往后放，只要王牌产品04机不出问题，巨龙在市场上依然是强者。

怕什么来什么。

1996年元旦，十几台正在运行的04机出现故障，导致通信网络中断，故障爆发后，巨龙由于内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行动，问题迟迟没解决。

最终，巨龙通信被勒令停业整改7个月。

中兴、华为、大唐等公司在这期间，抓住时机迅速扩张，抢走了很多市场份额，巨龙通信开始陷入被动。

1996年，巨龙在故障危机后，进行了第一次资产重组，调整了内部股本比例和管理层，试图解决内部管理问题。

只不过巨龙在创建之初，就是由邮电部、军队等多方面的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合并而成，多方背景掺杂其中，股权结构复杂，要想彻底解决问题，难。

同时，邬江兴及其技术团队属于军队编制，性质特殊，无法直接参与经营，使得巨龙从一开始，技术方就游离于企业经营之外，无法与设备制造、销售形成一体化。

因此，这次资产重组并没能解决症结。

04机在国内市场上也渐渐“卖不动了”，部分地区也在逐步拆除04机，换上了华为、中兴的设备。

拆下来的04机，被运往了更偏远的农村，这与当初中兴、华为的“农村包围城市”路径正好相反，实在令人唏嘘。

同行们在全力加速，不断投入研发、提升服务、抢占市场，而巨龙却忙于治理内务，04机之后再也没有能打的新产品。

企业发展一旦按下暂停键，走向消亡便是时间的问题。

1998年，华为销售额达到89亿元，中兴为40亿元，巨龙则是30亿元，大唐电信销售额也有9亿元。

更致命的是，1998年，中央颁布禁令：军队人员不得经商，邬江兴等核心技术团队的退出，成了压倒巨龙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世纪到来之后，巨龙通信经历了多次重组，都没能让这条巨龙重新焕发生机。

反观“巨大中华”的另外三家企业，虽然在大容量交换机的研发上，在起步阶段都落后于巨龙，但后来全力追赶，最终实现了反超。

进入21世纪，移动通信浪潮滚滚袭来，这三家公司也迎来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大唐电信押宝3G，一时间风光无两，只不过3G时代太过短暂，几年后就已经是4G时代，大唐电信也从此一蹶不振，如今已面临退市风险。

而中兴和华为在通信领域频繁交手，各有胜负，后来在面对小灵通技术时，走上了不同的路。

中兴看中了小灵通的商机，小灵通风靡全国时，中兴也收获了巨大的利润。

华为经过研判后认为，小灵通是过时的技术，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因而错过了这次机会，正因如此，华为也抢先一步，进军国际市场，在海外市场上与国际巨头展开较量。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无论“巨大中华”各自的命运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于中国通信建设的发展都功不可没。

从1991年04机诞生之初，到1997年8月，不过6年时间，我国县级以上城市就全部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

电话再也不是奢侈品，普通百姓也能用上了，初装费从最初的5000多元，直降到两三百元，最终实现了免费装机。

据统计，我国的固定电话用户从1978年的192.5万户，到2012年底，提高到了2.8亿户，增长143.5倍，电话普及率也从0.38%提升到了103.1%。

巨龙的倒下，尽管有时代和体制的特殊性，但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在企业发展中也存在共性，给企业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辉煌总是迷人眼，在销量持续攀升、营收高速增长时，许多问题都会被掩盖，如公司管理、技术迭代、市场变化、竞争对手的追赶，企业决策者们，在一片叫好声中，是否能够保持冷静，理智而客观地看待并解决这些问题，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存之道。

暂时领先的技术成果和先发优势，或许能让企业在市场中短暂地独占鳌头，但如果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不去投入研发、更新产品，就只能等待被市场淘汰。

内部管理的混乱、核心人才的建设等问题，如若一直不解决，在市场红利的潮水退去后，终有一天会得到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