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青姝：1990年代一系列大案要案的破获，都和他有关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汪青姝】

电视剧《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这部剧展现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刑侦发展历程，剧中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也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

其中，在第一个案件中就出场的省厅专家曹忠恕，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原型正是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人称“刑侦八虎”之一的崔道植。

图为2021年6月8日，崔道植在哈尔滨市老年公寓房间中进行痕迹检验实验。 图源：新华社

从志愿军到公安干警

1934年6月，崔道植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他家原本祖居朝鲜半岛星州郡，后为躲避战乱一路北上，才寄居在当时一户王姓汉族人家的草房中。

然而，命运的苦难接踵而至，崔道植的父亲在他三岁那年染疫去世，母亲则在他六岁时离家，自此彻底没了音信。崔道植的爷爷在日寇的铁蹄下，艰难地将他和姐姐拉扯大。

彼时的“伪满洲国”，日本人横行霸道，他们甚至规定，收获的白米必须全部交给日伪政府，中国人一粒白米也不能留，一粒白米也不能吃。在央视节目《朗读者》中，崔道植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年秋天，爷爷偷偷在自家后院挖了个菜窖，在上面盖好木柴做伪装，藏下了一些白米。等夜深人静后，他从中取出一些蒸成米饭，分给崔道植和他的姐姐一起吃。第四天的夜晚，日本兵突然找上门，查抄了崔道植爷爷偷藏的两袋白米。崔道植和姐姐被吓得不敢反抗，默默地注视着爷爷被日本兵带走。三天后，崔道植爷爷才被日本人放回了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衬衫全都被鲜血浸染成了红色。

被日本人折磨还不算完，崔道植一家还要被迫忍受地主的剥削。

有一次他去地主家的山上捡干柴，在下山的途中被地主家的朴姓少爷发现。为了保护自己这点儿得之不易的劳动成果，瘦弱的崔道植被地主少爷狠狠一顿拳打脚踢，甚至还被对方抢过镰刀割伤了手背。此时恰逢同村好友金正鲲路过，才阻止了地主少爷的恶行，崔道植侥幸捡回一条命，但金正鲲却因此得罪了地主，不得不逃离村子。离开前，他告诉崔道植，不要为自己感到愧疚，他要去参加战斗，加入八路军。

后来，金正鲲牺牲于朝鲜战场。

1945年，吉林梅河口光复，日本人和地主都逃之夭夭，崔道植也上了学，加入了儿童团。1949年，16岁的儿童团长崔道植软磨硬泡要爷爷带他去临江县政府，找同为朝鲜族的民族科长表达意愿要求入党参军，但因年龄太小遭到拒绝。

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毫不气馁的崔道植又一次跑去县政府申请参军。童年时长期挨饿的悲惨遭遇，导致他营养不良，身高体重发育得比同龄人要差，体检人员因此不同意批准他入伍。难过的崔道植坐在县政府大门前的台阶上一边哭一边等到深夜。就在部队开拔前的一刻，一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朝他跑了过来，原来有人体检过关了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军列不等人，崔道植就这么跳上了开往部队的闷罐车。

1954年崔道植在部队留影 图源：北京日报

1951年，崔道植参军，并在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抗美援朝期间表现非常优秀，多次获得奖励。在个人自传中他曾经提到，他在部队里得到过两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两本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特别是《可爱的中国》里方志敏对祖国的描写，让他意识到，中国原来可以这样美，人原来可以在这样美丽的中国里活着。

1955年，崔道植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当时的崔道植只有初中文化，为了能够担负这份重任，他努力钻研刑事鉴定技术，勤奋学习各学科的相关知识。为了尽快熟悉工作业务，他更是积极地参与到每一次现场勘验的过程中来，珍稀每一次出现场的机会。

在崔道植的回忆里，多年的刑事检验工作很枯燥，也很累，但每当在现场发现痕迹和物证的时候，他就会变得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如果说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信念让崔道植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在刑侦第一线，那么深沉的、恒久的对刑侦事业的热爱，则让他在刑侦领域的钻研里走得更深更远。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专业的刑侦技术人员数量储备有限，崔道植大多数时间都要一个人进行工作，工作量非常大。好不容易分来一两个新人，又很快被调走去其他部门工作。崔道植当时在省厅技术处以任劳任怨出名，经常上夜班，加班加点从没有半点抱怨。

特殊时期，由于刑侦技术人员短缺，崔道植成为了黑龙江省公安厅最后一批下放接受劳动改造的人员。他充分利用休息时间，白天劳作，晚上学习。到了1969年末，全省刑事案件频发，改造一年半的崔道植就又被急匆匆地从农场调了回来，他因此成了黑龙江省厅劳动改造时间最短的人。

重新回到省厅的崔道植没过多久就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国家决定大力培养年轻干部，省里分配来了许多年轻大学生。在痕迹检验科当科长的崔道植，手上最富裕的时候，曾经有过五个得力干将。组织上不仅给人，还给钱，在经济状况不宽裕的情况下，陆续购买了许多先进器材，还组织刑事技术人员到海外学习先进的刑侦经验。

然而，仅仅过去三年，情况就有了变化，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宝贝疙瘩全被省公安厅安排调去其他部门参与新工作了。崔道植就这么又成了光杆儿司令，他本人对此毫无怨言，面对组织上的是否应该将他身边最后一名年轻同志调去团委的询问，崔道植的答复是“确实应该”。

此时年近半百的崔道植不会知道，未来，自己的名字将会镌刻在中国刑侦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根断掉的电话****线

现如今，提到崔道植，很多刑侦爱好者都会把他的名字同199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大案要案联系起来，如1·28鹤岗大案、白宝山袭军袭警案、周克华案、白银案等。

的确，崔道植最为外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枪弹检验的本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根据自己的枪弹痕迹检验的经验，先后撰写了《根据7.62mm手枪射击弹壳痕迹判断射击枪种的探讨》、《64式手枪指示杆痕与59式手枪抛壳挺痕位移的研究》、《根据射击弹壳与射击物确定枪手设计位置范围》等论文，并被编入刑侦教材，在国际刑警年会上发表。

这背后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为了弄清枪械膛线的磨损程度和击发子弹的弹头与弹壳上痕迹的关系，崔道植反复地做实验。他用同一把枪械击发3000发子弹，然后给每一发子弹都拍照。从第一发到第一百发，再从第一百发到第三百发，崔道植把它们的变化都记录下来，最后总结出痕迹的变化规律。

在没有计算机系统辅助对比的年代里，崔道植就是凭着这样一手人眼对比的绝技，为许多案件的侦破解开僵局。

2003年1月18日，沈阳市某储蓄所外发生了一起持劫运钞车的恶性案件，现场发生爆炸和枪战，197万现金被抢，八名工作人员倒在血泊之中。崔道植根据凶犯遗弃在附近的一件军大衣内部缝制的枪套，判断出作案人员所使用的枪支是双管立管猎枪，又通过观察遗留在现场的子弹和弹壳，得出作案枪支是湖南支江生产的某品牌猎枪的结论。

崔道植的这手辨枪绝技神到什么地步？在央视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自豪地说，因为他看的足够多、看得足够细，只要把子弹或弹壳交到他手上，他就能判断出是什么型号的枪支，又是在哪里生产的。在崔道植主持鉴定过的1200多起要案中无一失误，就是对他工作能力最好的肯定。

崔道植在进行射击实验 图源：北京日报

在被称为“中国刑侦一号案”的白宝山案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判断发生在北京和新疆的系列枪击案是否可以并案侦查。当时的分歧在于，北京方面初步鉴定作案枪支是八一式自动步枪，而新疆方面则初步鉴定作案枪支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为确定两地系列案件是否为同一支枪械所为，公安部急调崔道植前往乌鲁木齐进行鉴证比对。崔道植连续工作后认定，北京和新疆系列案件的涉案枪支均是同一支八一式自动步枪。根据该结论，公安部将侦查范围圈定为在北京犯过罪后在新疆服刑的人员。就这样，白宝山的身份浮出水面。

残留在弹壳和子弹上的痕迹十分微小，稍不留心，就会被忽略。当时，北京和新疆警方都已经分别做出了各自的结论，在此情境下要将其推翻，崔道植要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八一式自动步枪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的子弹都一样，所以无法从现场遗留的子弹和弹壳的型号上判断射击枪支到底是哪一种，但崔道植凭借多年积累的深厚经验发现，从这两种枪内发射的子弹的弹壳，存在着一个非常细小的区别——从八一式自动步枪打出的子弹弹壳上有一条细小的横线，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没有。这条横线非常细小，只有在特定的灯光角度下，才能被发现。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周克华案中，也是崔道植鉴定出涉案枪支的原产地是巴基斯坦。

因此，在与崔道植相关的报道中，媒体常把他称呼为“全国首席枪弹专家”，这表达了对崔道植本人在枪弹鉴定工作上的肯定，但不够完全。准确地说，崔道植应该被称为“全国首席痕迹检验专家”，枪弹检验只是他痕迹检验研究中的一部分。

1955年，刚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崔道植在第一次进行痕迹鉴定时，就展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判断。

摆在崔道植面前的是一根断掉的电话线，当地办案人员已经认定这根电话线是被犯罪嫌疑人用钳子剪断的。崔道植把断面放到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了一条比头发丝还要细二十分之一的细小纹路，他感觉剪断这条电话线的不应该是钳子，反而更像是平常人家用的剪子。

根据崔道植的意见，侦办此案的工作人员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在其居住地点搜出了一把剪刀。接下来，崔道植花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用这把剪刀反复剪断铅片，并将痕迹与遗留在现场的电线断面做比对，细节一致，还要继续放大倍数看。最终崔道植得出结论，这把剪刀就是在案发现场剪断电话线的那一把。

崔道植自此深信他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证据服务，他先后在中央第一民警干校（今中国刑警学院）、哈尔滨业余职工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刑事科学技术，以及与此相关的医学、数学和逻辑学方面的知识。兢兢业业几十年，他一直在脚踏实地地打磨自己的刑侦技术，案件的线索在他眼中渐渐水落石出。

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生一起命案，现场的线索纷繁凌乱，办案人员在多日走访调查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崔道植在到达现场后，从主持尸检的法医手里拿到了一片断裂的指甲。

这枚指甲是从受害者的伤口中发现的，很可能是犯罪分子在同受害者搏斗的过程中，不慎掉入。当时的刑侦技术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DNA鉴定要到1984年才由英国的遗传学家开发。为了能使这枚指甲成为鉴定的证据，崔道植收集了黑龙江省警校200名学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展开研究。最后崔道植发现在显微镜下观察指甲游离缘，会有120-130根粗细不同的竖线，这些竖线的排列组合因人而异，不会重复，就像指纹一样是每个人独有的。

人类指甲的同一认定就此出炉，后来，办案人员把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甲都剪下来交给崔道植鉴定，其中一人右手小拇指的指甲游离缘样本和遗留在受害者腹部的指甲游离缘线条完全吻合。办案人员根据崔道植出具的鉴定证书将此人逮捕，随后，该名犯罪分子便很快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

崔道植在编写痕迹鉴定书 图源：人民公安报

1991年，57岁的崔道植依旧在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奉献着，完全看不出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名临近退休的老人。当年，黑龙江讷河贾文革特大强奸抢劫杀人案轰动全国，事后当地警方在他家的菜窖里总共找出41具遇害者的尸体。崔道植在深夜中颠簸了6个小时赶到讷河的案发现场，开展痕检工作。

当时没有电脑，所有的勘察绘图都是必须依靠人工进行手绘，而且大多数绘图都是平面方位图。崔道植在如此复杂的现场条件下（菜窖位于地下，且非常狭小，尸体都堆叠在一起），画出的勘察图都是三维立体的。

由于案件持续时间较长，外加藏尸环境十分逼仄，所有尸体都高度腐烂，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不说，轻轻一碰就会碎成像豆腐一样的渣滓。参与现场办案的勘察人员都清楚地记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崔道植是在现场停留时间最长的人，整整二十多天的工作时间，他一直坚持和大家一起在一线工作。立足痕迹学，他逐一确认衣服、手铐、脚镣、绳子（罪犯对受害人进行了控制和拘禁）等特征以及捆绑方法。在尸体全部被抬出处理完毕后，为了能进一步获得更多物证，崔道植又亲自带人把现场能筛的土地都筛了一遍，甚至连贾文革家猪圈里的干粪也没放过，终于找到了残留药物等新物证。

崔道植在现场以身作则，也给年轻的刑侦工作者们树立了榜样，他不喜欢喊口号，就是默默地干。而他负责撰写的鉴定书向来也都是被当作教材和样本。贾文革一案中，崔道植在数不清的现场照片和绘图中选取了50多张就把现场的状况清晰明了地呈现，正是这些扎实的证据，成为了将贾文革送上刑场的关键因素。

在路上

崔道植原定于1994年6月17日退休，按理说他应该就此脱下警服，和妻子儿孙安享天伦之乐。然而，他在退休后依旧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除了帮助各地公安机关进行痕迹鉴定、出差到外地参与案件侦破外，崔道植还积极参与我国刑侦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崔道植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在案发现场收集的痕迹物证有时会比较凌乱，没有办法立刻判断其价值。再比如，案发现场勘验图的绘制还是靠人工绘制，费时费力不说，对空间结构的展现不够充分。

于是，崔道植请示公安部批准，决定立项研究“刑事痕迹图像处理系统”。要想在这上面做研究，就得有计算机知识的储备。崔道植当时已经是60多岁的高龄，对计算机根本就一窍不通，为了能尽快研究出这套“形式痕迹图像处理系统”，他从零开始努力地学习计算机知识，终于在1996年10月圆满完成了这项课题任务，并顺利通过了部级专家的鉴定。

与会专家给予这项课题高度评价，称该系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这套系统落地后，在黑龙江省及以外的省市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并荣获黑龙江省公安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与此同时，崔道植还在研究怎么把他自己发明的“铝箔胶片”和“弹痕展平器”技术规模化推广。1995年，全国涉枪案件数量激增，公安部在“十五公关”规划中，列入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课题。崔道植代表黑龙江省公安厅和其他八个省、直辖市的公安部门竞标。由于黑龙江省厅当时拿不出30万元的科研补助费，公安部初审阶段没有予以通过。最后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和北京市公安局中标。

1997年崔道植参观了公安部举办的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了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这让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冲击，在个人传记中里记录下了他的懊恼：“自己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拿不出我们自己国家的‘系统’？”

崔道植因此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我国自己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搞出来。可他当时刚退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再向单位要科研经费。于是，他精打细算，自己出钱，从退休金里留出一部分做生活费，其余全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在此后五年的时间里，他跑遍国内的多所高校和厂家，终于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王志强一起，以“铝箔胶片”和“弹痕展平器”这两项技术专利为基础，研究出了“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并于2001年10月16日获得公安部部级专家的认可，而弹头膛线痕迹展平装置则于2006年9月1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为“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该系统具有独创性，技术水平高，不需要人工干预；技术成熟、性能稳定，实用性强，容易操作，在膛线录入时间、核准率方面由于国内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安部将此科研成果列为2002年度重点项目之一进行推广。而崔道植为了能让国内其他同行能不受限制地使用自己的技术，专门前往国家专利局办理了取消专利的手续。

1999年，崔道植成为共和国公安部第一批特聘的刑侦专家，他和乌国庆、陈世贤等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刑侦八虎”。

老一辈中国刑侦人的宝贵品质在他们身上得以彰显，只要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那他们就工作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秒。

崔道植和乌国庆之间的友谊也让人动容。多年来他们一起出现在全国各地多个大案要案现场，每次见面都是在工作，要不就是在前往工作的路上。二人虽都已到了七八十岁的年龄，可凡事亲力亲为，从不以年龄作为请假的托词。他们出行从来都是选择最便宜的交通工具，能坐火车，就不坐飞机。公安部和黑龙江省厅负责订票的工作人员对两位老前辈的这种行为都非常熟悉，他们的目的也非常单纯，就是想为国家多省一点儿钱。

2003年乌国庆（左一）和崔道植（左二）在研究疑难案件 图源：人民公安报

后来，乌国庆因为腿伤不得不从现场退了下来，而崔道植则因为妻子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搬进了养老院。但这不代表他就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痕检工作，而是把养老院变成了办公室。每天都接收从各地公安寄来的需要帮忙检验的包裹，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仪器完成检验。

工作中的崔道植 黑龙江省公安厅

除此之外，深感时间不多了的崔道植还抓紧时间，把自己毕生所学用电脑整理成课件好留给后人参考。每到夜晚，他都会先陪着离不开人的妻子进入卧室等对方进入沉睡，再偷偷溜到外面做PPT到十一点、十二点。等到早上四点半起床，他再趁妻子没醒工作一会儿。

如今已迈入90岁高龄门槛的崔道植看上去依旧精神矍铄，这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他年轻时就保有的锻炼习惯有一定关系。1992年崔道植参加黑龙省厅的运动会，还拿了老年组的第一名。从妻子工作的医院到崔道植工作的黑龙江省公安厅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但凡当天不刮风下雨，崔道植一定会在上班前沿着这段路跑上两个来回。

四年前，崔道植的妻子去世，随后新冠疫情爆发，养老院进入了封闭状态。崔道植在自己的房间里，利用自己发明的指纹修复系统，经过九天九夜的连续工作，帮助牡丹江市公安厅成功比对中一枚变形的指纹。

唯有忠诚真本色，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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