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未来五年是关键，中国需警惕七大问题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每个环节都显得十分重要。

在新书《发展与超越》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和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丁晓钦从经济学研究和思考出发，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期涌现出来的七大关键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和方案。

【文/刘元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复兴》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的。

该报告指出，在二战结束后的50多年里，在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大多数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收入水平徘徊不前，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甚至重新跌落至低收入水平。这一情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在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智利圣地亚哥，人们在街头参加抗议活动。 图源：新华社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一是经济增长不稳定、二是外债过多、三是收入差距过大、四是创新能力不足。

从根源来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使拉美和东南亚的这些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不断加深。过度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动荡和萧条之中。“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陷阱。

如何在量的跨越之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质的飞跃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虽然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但“中等收入陷阱”指向的主要问题，即如何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却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

未来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中产群体需要不断扩大。实现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达60%。这意味着在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6亿人群中，至少有4亿人的收入达到每月3000元，使中产群体的规模达8亿人左右。因此，我国必须有中等收入群体扩张计划，给农民赋权，给整个中产群体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空间。

中产群体收入水平的标准，不能按照目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2022年为3.14万元）来界定。在未来5年或者10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中国超级市场，很重要的是中产群体收入倍增计划。如果中产群体收入再增长一倍，那么经济循环可能会真正实现常态化，并在常态化中不断提升。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已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需求战略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重要战略：收入分配战略。它是连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键通道。

我们还需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可见，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需要的是全面推进，而不再是过去的单项突破。

突破“修昔底德陷阱”

近年来，由于中国快速发展崛起，中美战略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2012年，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根据修昔底德对历史上“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事件的描述，人为杜撰出了“一山不容二虎”的“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与处于主要统治地位大国之间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迅速崛起，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上孤立中国。

中国崛起改变世界整体格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为基础性、最为核心的力量。中美大国博弈的格局已全面形成。未来5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期，是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

2015年中国GDP约占美国GDP的60%，中美竞争全面启幕。

2021年中国GDP约占美国GDP的76.1%，创历史新高。

2015—2019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4%。

2019—2021年平均每年提升4.6%，是一个加速赶超的过程。

预计到2025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基本达85%，将改变不对称的博弈格局，在同样一个量级进行“缠斗”，进而改变未来双边博弈的内涵和战略性定位。

之所以重视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是因为在大国博弈中60%和85%是分界线。60%是守成大国全面阻击崛起大国的重要节点，而崛起大国GDP一旦超过守成大国GDP的85%，双方基本上就从不对称博弈转换为对称博弈，即可迫使守成大国改变单边霸凌模式，向共荣状态转变。

未来5年是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从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的阶段，也是冲突高发的核心阶段。如果在这期间中国能够扛住美国的各种遏制打压，那么将在2028年前后迫使美国做出战略调整。

总体来说，“修昔底德陷阱”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而杜撰出来的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攻击和压制，中国唯有保持战略定力，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共同理想出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目标，突破零和博弈的霸权争斗，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解答“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最早出现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科学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呢？”

“李约瑟之谜”常与“钱学森之问”被联系起来讨论。2005年，钱学森在与温家宝交谈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李约瑟之谜”与“钱学森之问”分别代表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和现代科技的关心，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如何充分抓住科技发展的重大机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解答“李约瑟之谜”，即在政府主导下能否进行有效的创新。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壮大，高铁国际竞争优势突出，光伏、风电装机容量以及储能、制氢规模居世界首位，在 5G、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先进产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诞生了华为、宁德时代、字节跳动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中国正在更多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不断提高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目前，世界的价值链分工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它是一个三角形：美国在上端，集中于研发和金融；德国和日本在中端，集中于高端制造；中国和印度在底端，集中于制造业加工和服务加工。但现在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讲，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替代日本和德国，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当前，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历史低点，恢复正常的经贸往来困难重重，解决“卡脖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在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等方面的布局，并非从中芯事件、华为事件后才开始，而是从21世纪以来就开始了。这20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技术进步和技术赶超的周期。

未来几年，将是我们的技术在科学理论、工艺技术、产业转化和市场盈利方面是否具有可行性的检验期，也是我们近700项“卡脖子”问题逐步解决的关键期。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卡脖子”绝不意味着技术落后，而是技术快速进步、挑战加大的产物。面临美国的打压我们不应该悲观，实际上这是我们持续进步、改变现有格局所带来的结果。作为挑战者，我们应该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

逆转“鲍莫尔病”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将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大量转移，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不断减少，从事制造业的工人不得不向服务业转移。这种劳动力从生产率相对进步的制造业向生产率相对落后的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其背后折射出来的经济问题被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杰克·鲍莫尔称为“鲍莫尔病”。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劳动力大量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引起很多人对我国发生“鲍莫尔病”的担忧，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需要警惕“鲍莫尔病”给我国产业体系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扩大、服务业成本快速增长与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三者都是“鲍莫尔病”出现的征兆和迹象。三种经济现象之间并非简单线性的决定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结合这三种迹象，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鲍莫尔病”是否在中国现身。

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扩大——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以2015年为例，按2010年不变价格和当年价格计算，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别相当于第二产业的68.7%和87.5%。

服务业成本快速增长——在服务业产值快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成本迅速攀升，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呈现较快上涨的态势。2009—2021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32244元上涨到106837元，平均每年增长10.50%。

与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202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达3586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48.0%，较2012年提高11.9%。与此同时，我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

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研究，我们基本上可以承认“鲍莫尔病”在我国确实存在的事实，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必将陷入“鲍莫尔病”的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举措是我们逆转“鲍莫尔病”的根本途径，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在长城汽车重庆永川生产基地焊装车间，智能化焊接机器人在进行焊接作业。 图源：新华社

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当时的新兴大国美国没能接替霸权国英国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这一观点后来被其他学者概括为“金德尔伯格陷阱”。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代，在完成未来5年各项目标过程中，可能会面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挑战，即全球公共产品缺失、全球治理体系崩塌所导致的“世界丛林”现象，以及各种防护成本急剧上扬的挑战。

经济格局的变化导致世界治理体系的变化。全球治理问题的核心不是“由谁来主导”，而是“为了谁来主导”。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人类进入了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是逆全球化、地缘政治恶化的时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个高成本时代。

第一，病毒与人类共存，导致各种健康防护成本急剧增加。人类摆脱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但病毒与人类共存，一定会给人类增加健康防护成本。

第二，逆全球化导致的技术创新成本和贸易成本大幅上升。中美贸易冲突全面拉响，直接使各个国家对于传统分工体系，即过去30年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提出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须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单纯的效率。所以，各个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内部大循环，并对关键核心技术制订“备胎”计划。

第三，各国绿色转型加速，绿色转型是一个成本概念。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本实现的过程中，绿色成本大幅度上扬，很多国家将绿色金融的增速指标作为重要政绩，增速都是两位数，但这表明世界经济的成本在急剧增长。

第四，区域冲突常态化导致地缘政治恶化，防务支出的增长在俄乌冲突下表现得非常明显。虽然防务支出增长有可能在短期里成为GDP，但大量的防务成本特别是战争消耗的成本，一定会成为人类的负担，而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第五，高债务与高利率带来高还本付息。原本虽然是高债务，但由于低利率或者零利率，还本付息压力并不高。然而，美联储连续加息超过400个基点所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这五大因素叠加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与工资联动机制的出现，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在这种大变局中步入高成本时代。

高成本时代，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更加突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全球经济增长能力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分化，各国增长动能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异。高成本导致高通胀和低增长，竞争的关键在于成本控制。而成本控制依赖于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调整，以及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性布局。

若能在这几大成本控制上取得优势，就能够在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再来思考中国的战略定位，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国家发展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构建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应对“明斯基时刻”

“明斯基时刻”是以美国宏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命名的，主要用于描述以资产价格崩溃为特征的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时刻。明斯基认为，金融因素并非经济波动的放大器，而是经济波动的内因和根源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刮起了一股“重新发现”明斯基的思潮。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快、经济增长稳，成功实现从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体现在快速金融深化的过程中，中国没有出现像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周期性的金融危机。

聚焦当下，研究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新一轮“明斯基时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世界经济形势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持续升级导致全球经济低迷，陷入滞胀。此外，全球资产价格动荡，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上升和货币危机爆发，以及硅谷银行突发破产等，不仅为世界经济秩序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还使我国金融稳定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冲击。

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在转变发展方式与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阶段，各种金融风险易发、高发。中国经济困境表现在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如实体经济杠杆率过高、居民部门杠杆风险敞口加大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过高等问题，与房地产和土地市场密切相关，这些问题是未来经济要进行改革的重要领域，是根源性的、深层次的矛盾所在，也是导致中国陷入“明斯基时刻”的关键导火索。

在金融创新的大浪潮下，中国的金融业务飞速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新渠道。但由于传统金融监管机制的局限性，技术进步会给风险本身带来很多的新业态、新交易模式、新对冲模式，使金融领域滋生新的风险。新增风险可能与旧风险相互叠加和增强，加强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从而导致中国进一步逼近“明斯基时刻”。

为应对“明斯基时刻”的挑战，必须构建全新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是中国未来要在新常态下延续奇迹的重要目标，也是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加快现代金融体系建设要跨过两个大的关口，一个是风险控制的底线关口，另一个则是赋能实体经济的效能关口，这对于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清晨从上海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俯瞰浦东陆家嘴金融城楼群。 资料图：新华社

反思“卢梭陷阱”

“众意”指的是由个人组成的小集团的利益，而“公意”指的是民众的利益。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大量对立的“众意”和“公意”。“众意”总会想方设法增强自身的实力和扩张规模，以通过牺牲“公意”来尽可能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卢梭陷阱”的雏形。

“卢梭陷阱”的成因，完全可以追溯到私有制的形成，换言之，私有制正是推动“卢梭陷阱”出现的罪魁祸首。近年来，“卢梭陷阱”成了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有人担心我国会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陷入“卢梭陷阱”，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无论是公有制经济的价值导向和主体地位，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运行，都决定了我国不会落入“卢梭陷阱”。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公意”不会为“众意”所取代，而私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更是受到了规范和引导，其运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之下，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

因此，无论是从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角度，都能得出我国不会出现由私有制引起的“卢梭陷阱”和利益集团化的结论。中国诸多实践和经验表明，只有将重心放在人民的利益上，才能使政策方针的实施趋向公平经济发展也才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中国的“公意”选择是对卢梭式民主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对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私利”，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

本文整理自《发展与超越》，刘元春、丁晓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