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西方客户不买我们最想卖的东西，而南方兄弟又没钱买，怎么办？

【文/翟东升】

自2018年三月关税战开打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已经进入了历史性的下行周期：中国对美出口从最高峰的22%左右下降到如今的约13%水平；在美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中，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占比都超过了中国。竞选期间，特朗普公开声称，他会将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60%，如果台海有事，他甚至考虑加征到100%。在此背景之下，不仅在华外资的重新布局开始提速，而且不少中资出口企业也在积极出海。要想理解这场全球性国际分工的结构调整并拿出恰当的对策，就必须跳出单边或双边的思维，把问题放在东亚生产网络的变迁史的背景下来考察。

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

正如我在此前的多篇论文里阐述过的，东亚生产网络原是海权迁移和全球化的产物。从广义全球化和海权的迁移历史来追溯，全球贸易和制造的重心，从大航海之前的威尼斯、热那亚，在过去五百年间先后转移到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东海岸、美国西海岸等地。二战后，美国企业开始把部分制造环节转移到日本和四小龙等地，这既是为了降低成本，也为了应对美国本土的工会左翼势力。

考虑到美国在上述地点基本都有驻军，在政治和战略上讲，当时这种产业转移还是比较审慎的：与其说是把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国外，不如说是转移到了自己的半殖民地。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开始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美元霸权带来的汇率高估开始把其本土的制造业环节进一步挤压出本土。毕竟，有什么正常产业比印钱来得容易呢？当一个原本勤劳的家庭获得了一棵摇钱树之后，家里的脏活、累活与家务活都会转交给村里的邻居们去做；美国在地球村里的制造商角色转变成银行家角色，也是这个道理。

对于美国而言，局面真正失控是在1990年代才出现的。当时，同为冷战胜利方的中国和美国，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心态和行为截然相反。美国举国庆祝胜利，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在自己的手中；中国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仅在内政上担心苏联东欧的浪潮波及东亚，也在外交上忧虑冷战三角中的“老二”苏联瓦解之后，自己在霸权国眼中从值得拉拢的“老三”升级为需要对付的“老二”。

1992年，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战略家邓小平同志，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为中国把准了航向，制定了非常高明的战略。在政治上，他提出要韬光养晦、稳住阵脚；而在经济上，他搞了南巡讲话，启用了朱镕基，最终在1994年左右形成了一个经济战略组合拳。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政策及其战略潜能》 资料图

在我的第一本专著《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政策及其战略潜能》一书中，我把90年代开启的这种经济政策组合拳比喻为“吸星大法，北冥神功”。这个政策组合包括大规模鼓励出口以获取贸易盈余，以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以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购汇的方式建立巨额外汇储备。

其中每一条政策似乎都是从东亚邻国借鉴过来的，但是当人们把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来思考的时候，才能看出其中的政策逻辑：我们给予外国厂商和消费者以相当优惠的补贴，吸引他们把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来，并把赚到的钱继续存在中国，最终培育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经济体。

在金庸的小说中，有一派比较匪夷所思的功夫：主人公没有内力，而对手极其强大，主人公就把自己经脉与对手相连，逆向运气，将对手的内力吸到自己体内。小平同志生前曾经邀请金庸先生面谈过，我不知道是否谈及过这派功夫，也不知他是否真的受此启发。反正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上述政策组合的神奇效果，与金庸先生设想的这套功夫颇为神似。中国只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从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升级成人类史上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的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的地位，不知不觉之间就被中国“吸”走了。

外资制造业的潮起潮落

外资在中国的急剧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港资主要转移到了深圳东莞一带；台资先是到福建，后来聚集在上海、苏州和深圳周边；新加坡资本主要在苏州工业园；韩资聚集在山东和北京；日资的聚集地则以长三角为主。他们基本没有给本地合作伙伴转移过什么先进技术，但是他们的到来为中国东南沿海提供了一个制造业聚集的生态和出口的渠道。

外资的存在给了中国本土企业启发和示范；外资雇佣的经理和工程师学会了相关行业的门道，然后跳槽到民企或者索性自己创业；外资的零部件采购养大了中国供应商，从而让中国本土的品牌竞争对手也能从不断丰盈的行业生态中获得技术溢出。

总之，外资的聚集在客观上带动了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快速崛起。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出口的60%是外资完成的，他们赚得了丰厚的利润。而考虑到在土地、环境、税收、劳动力、汇率、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慷慨让利，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其实是在赔钱赚吆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生产网络出现了一种有趣的双向调整。一方面，“亚洲制造”被“中国制造”迅速取代；而另一方面，许多外资和部分内资都在向外转移。所谓“亚洲制造”，是指以美欧日韩掌握控股权和品牌的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放在东南亚和中国，而将高附加值的工作环节，比如设计、研发、核心部件生产、品牌营销、金融财务等，保留在他们国内。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优势、产业聚集效应以及华为、比亚迪等本土品牌制造业企业的崛起，东亚生产网络中高附加值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向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迁移。

在2015年的世界银行春季年会上，东南亚某国的一位商务部长向听众抱怨说，亚洲制造正在变成纯粹的中国制造，中国吃上了肉，但似乎没有给邻国留出多少汤。她的这一抱怨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错的。自2012年之后，由于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价格的逐步上升，部分制造业外资渐渐撤离中国，如同游牧者一般寻找下一片茂盛的牧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80年代，日韩台新的制造业中对成本敏感的部分，曾经向东盟国家转移，92年之后被中国“吸”了过来；但是在三十年之后，东亚海洋经济体正在把他们的制造业再次从中国东南沿海向东盟国家转移，其中韩国企业表现最明显。

韩国三星集团已经实现大规模的去中国化。三星手机曾经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相当可观的份额，如今却几乎销声匿迹，三星手机的生产环节也大量迁往东南亚和南亚。与之类似的是韩国的汽车产业。这一方面是中国本土品牌和技术的崛起，将曾经占据更高生态位的外资企业挤出中国市场；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是海洋性经济体的制造业企业顺应海权霸主决心脱钩断链的政策压力和产业泛安全化的时代特点，主动或被动地去中国化的过程。

了解外资在华潮起潮落的历史进程，能帮我们解释很多现象：为什么东亚生产网络的规模和能力能快速反超北美和欧洲两大产业群？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比别人快很多？为什么中国制造业在很长时间内大而不强？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很多重要环节容易被人卡脖子？为什么中国每年有数千亿贸易顺差，但是外汇储备却不怎么增长？

政治和安全因素加剧市场分裂

上述变迁符合产业递次转移的市场规律，而2015年之后的中美关系一系列质变，从政治和安全上大大强化了这种产业转移的进程。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围绕关税和战略性科技产业展开了一系列外交博弈；新冠疫情的爆发又让人意识到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俄乌冲突的爆发，引发了美欧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忧虑。

这些事态共同促使中美欧俄各方都想把各类重要商品的供应链抓住，无论是粮食、能源、稀土，还是芯片、呼吸机、无人机，各方都想补足自己的短板，避免被对方卡住自己的脖子。事实证明，各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共赢共生的那套自由主义经济学逻辑，在大国对立的时代是难以经受现实政治的考验的。政治上的相互对立和安全上的相互疑惧，正在加速东亚生产网络的重构。

疫情期间，曾经有一家果链企业邀请我给其高管团队授课，他们希望我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果我们需要把产业转移到海外，应该去哪里。一问才知道，是苹果和亚马逊要求他们必须做“中国加1”的供应链重构，也就是说，除了在中国本土生产之外，还应该在海外建有同等水平的生产线，以便应对地缘政治上的不测。苹果公司那边建议的两个地点，一是越南，二是印度。

我问：为什么必须给苹果和亚马逊做呢？难道华为和小米不能养活你们吗？老总回答说，一是华为自身还在被制裁中，在其彻底解决芯片问题之前，华为手机难以重新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从而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产业链。二是中国企业的传统是不愿意给供应商以合理的利润和较短的账期，对供应商的挤压非常狠，所以从商业角度来说，他们更乐意与苹果公司共生，而不是中资企业。

近期我们调研了大湾区的一些企业，了解到国内一家机械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他们的产品因其卓越的性价比而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地位，但是随着大量客户将生产环节逐步外迁至东南亚和南亚，其老总也纠结于是否跟随出海。

中国不少产品国内利润率过低 网络

我问他，“既然你们拥有明显技术优势，那么为什么还担心客户的外迁和弱势对手的模仿呢？”他的回答是，“我们的技术优势本身就是靠着与大量用户的反复互动中积累起来的。一旦我的竞争对手获得了足够多的高价值用户，他们也会反复迭代不断进步。如果我不跟随客户们出海，那么我目前的技术壁垒也许只够维持三年，三年之后就会被竞争对手追平。”

塑造未来的东亚生产网络

东亚生产网络最终演化成什么样，一切仍非定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政策，以及政策组合背后的认知。除了中央反复强调的壮大国内中产规模，做大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之外，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政府应该采取务实措施，鼓励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尤其是所谓的“链主企业”，慷慨而挑剔地对待与之共生的配套供应商。慷慨，是要及时付款，留够利润，鼓励发展。挑剔，则是要求配套企业优胜劣汰，质优重于价廉。对于出海的中国企业，也要搞黑名单、白名单制度，拉黑惩处那些短视、作恶、破坏中资企业海外生态的个人和企业，从而创造和捍卫中国企业、中国资本在全球外围市场上的生存空间。

其次，要主动建立中国政府能有效控制的海外产业园，否则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中国制造业优势很容易被其他国家逐步侵蚀、抽离。所谓有效控制的海外产业园，就是要由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出面，与一些东盟或印度洋沿岸国家友好协商，力求签订长期条约，以至少一万平方公里的规模租借其国土建设海外工业新城，中国负责基建和投资，所在国提供劳动力和土地，所获税收双方按照约定比例共享，所适用的法律规章制度主要按照中国经验来制定。

这样，我们不仅能继续从东亚生产网络中获得巨额税收和非税收入，而且还能保留住对东亚制造业伟力的尽可能多的掌控力。有些人以为把制造业迁往西部就可以降低成本，这是典型的不了解产业和不尊重市场才有的想法：西部的全球运输成本和效率不具优势；西部地区也用人民币，故技术进步带来的汇率强势会杀死成本敏感性制造业；外资企业和外国消费市场不会配合你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压低本国居民的福利和收入水平以迎合外资制造业需求，在政治上违背我们的初心使命，而在策略上也最终必输无疑。

其三，对于印度和越南应区别对待。当然应尽量把中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但是对于那些留不住的部分，也就是资本和市场都不在我有效掌控内的部分，以及对劳动力成本和环境代价要求太高的部分，我主张可以扶持越南，但是必须坚决避免印度制造业从中获益。这与历史恩怨或者制度差异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越印两者发展的天花板是不一样的，两国制造业崛起后给中国带来的地缘战略挑战也大不相同。

其四，在中美关系渐行渐远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如何让非美非西方的市场规模发展壮大？只要国际货币体系继续保持不可兑付硬通货（也即无锚货币体系）的基本特点，那么逆周期地向全球外围地区注入短期流动性和长期资本，帮助他们发展壮大，可能是中国制造业驱动外循环的根本出路。

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着一句冒充小平同志所说的话，“第三世界穷国，他们就是想要点钱”。

一带一路 网络

这句话放在1980年代也许有点道理，因为当时中国还有不小的贸易逆差；但是今天的中国是最大顺差国和储备国，我们面临的瓶颈是，西方传统大客户不买我们最希望卖的东西了，而南方的兄弟们没有钱买我们的东西，怎么办？那么，就要想办法撬动全球储蓄者，去借钱乃至送钱给全球南方国家，从而让他们有钱购买，且仅购买我们的战略性商品。这是打赢经济战的反遏制战略关键所在。

在脱钩断链的大背景下，帮全球南方就是帮自己，要积极主动地把朋友搞多、搞富，把对手搞穷、搞散。谁在政治上和市场上跟我们走，谁坚持买我们的华为、大疆和电动汽车，谁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义务在地缘战略上保护他，闹颜色革命的时候力挺他，发生金融和债务危机的时候更要联合一帮朋友们去给他输血。

养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军队和舰队，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导弹和无人机，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不能光做摆设，就是要这么用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解放自己。”以前我们把这句话视为唱革命高调，如今发现，可能一语成谶：中国人只有带领整个全球南方翻身，我们才能最终胜出。

最后，摆脱贪婪保守的地主守财奴思维，是中华民族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必要一课，也可能是最难的一课。“技术进步的来源不是研发补贴，而是世界市场的持续需求”“对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根本目的不是要挣到别人的钱，而是要在全球的分工合作中占据更强更高的生态位”“现代货币体系的规则之下，本币债务的扩张是德而不是罪”……这些更贴近近现代世界经济史的认知必须在国内的理论界和政策圈确立其主流地位。

当年的苏联之所以在整体科技水平上未能追赶上美国，关键在于他们缺少对世界市场体系的掌控力，甚至未能真正建立起对东方阵营的市场掌控力。如果说，前苏联的决策者们被长期束缚在农奴主的思维框架中，那么我们则必须摆脱农业文明传统遗留下来的地主老财那种贪婪保守的思维定式。只有与时俱进地理解货币，理解市场，理解全球大循环，才有可能最终赢得这场关乎国运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