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古典学的“好日子”似乎到头了

【文/甘阳】

有一个问题，我想向今天所有参会的各位请教。实际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我想，它也不会仅仅是我个人的困惑。

今年“世界古典学大会”期间，我走到会场外，顺便看了下中国古典学研究成果展。首先看到的是《四库全书》，旁边摆着《儒藏》。至于是否还展示了《道藏》和《佛藏》，我没有特别留意。但我想，今天没有人有权利或资格说，只有《儒藏》属于中国古典学，《道藏》不属于。同样，也没有人可以说，只有《儒藏》和《道藏》属于中国古典学，所有佛经都不算。

同样，谁敢说出土文献不是古典学？谁敢说敦煌学不是古典学？谁敢说三星堆刻符不属于古典学？还有中国美术、中国书法，哪个不是中国古典学的范畴呢？这引出了我的问题：什么不是古典学？

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尴尬：古典学成了一个至大无外、囊括天地的概念。严格来说，“中国古典学”现在只是一个代名词，代表了中国传统学问的总和。没有人敢断言，什么不属于中国古典学，因为只要这么说，就会争论不休。

简言之，古典学在中国今天正面临最好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最大的难题，这个最大难题就是中国所有古典学问都是中国古典学，但问题在于，如果什么都是古典学，也就等于什么都不是古典学。

《四书大全（明内府刻本）》收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我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过去二十年左右古典学在中国的状态。我把这一阶段称为“以无限开放的态度讨论无限开放的古典学”时代，或者说“跨学科的古典学”时代。如今，这个“好日子”似乎到头了。

为什么说是“好日子”？因为从前古典学比较好玩，几乎不涉利益，可以无限开放，一应俱收。正因为古典学在中国大学历来不是一个学科或专业，以往十多年的“古典学年会”实际上成为了非常生动活泼的跨学科交流合作平台。

但以“世界古典学大会”的举办为标志，现在大家纷纷开始谈论古典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古典学在中国也似乎走向了“学科化的古典学”的第二阶段。

什么是学科建设？学科、专业、院系，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一个学科想要成立，首先必须明确界定“自己不是什么”。比如，数学不是物理学不是化学，哲学不是文学不是史学。

尽管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一定会阅读大量的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甚至可能会写一些涉及中国文学或史学的文章，但是没有人会说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加中国文学加中国史学”。各个不同人文学科的边界是相对清晰的。

但现在情况变得模糊起来。我已经注意到，有不少人的简历发生了变化。某某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变成了“中国哲学和中国古典学”或“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学”。这个后缀其实是含义不清的。

假如开学术会议碰到某个以前从不认识的人，如果他上来对我自我介绍说“我是研究中国哲学的”，我大体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如果他上来就说“我是研究中国古典学的”，我其实压根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这是个民科。

以往十多年间，由于古典学在中国的特殊性，我们以无限开放的态度来讨论无限开放的古典学。这种态度带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古典学，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没有明确的外延，也没有清晰的边际。现在虽然大家都开始在讨论所谓学科，但实际上，基本的态度仍然和以前一样都是无限开放的。

五年前，在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上，我曾说过：无限开放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但我当时仍说目前无需在意，大家可以再讨论十年、二十年再说。现在，五年过去了，我想正式提出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谁能清楚地界定，什么是中国古典学，什么又不是中国古典学？

哲学系的学者在讨论“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时，尽管争论激烈，我说你那个不是哲学，你说我那个不是哲学，但无论如何，彼此仍然清楚对方是在说哲学，因为哲学的边界是相对明确的。如果一个中文系的学者声称自己按中文系规范所写的论文是哲学研究，哲学系的学者多半会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不是哲学。”

如果任何研究中国古代学问的学者都能宣称自己在研究中国古典学，这会导致古典学变成一个没有尊严也不受尊重的领域。所谓现在古典学的“好日子”到头了，我想说的是，从前没有利益之争，大家可以无限开放地讨论；现在，尽管实际上仍然没有太多利益可言，最多是得到了国家的一点支持，但已经出现了蜂拥而起的局面，彼此开始相互否定：“你不是古典学，我才是古典学。”如果我们不能厘清学科边界的关系，那么我恐怕古典学迈向学科化的过程，可能会沦为人文学科内部无尽内耗和徒增纷争的过程。

2024年11月7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开幕

我觉得古典学在中国的问题，放在古今中西的视野下看，涉及的是中国传统学问与现代大学建制之间关系的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传统学问大致上被转化为现代大学的人文学科系统，以文、史、哲三系为主要架构。现代大学系统使得传统学问可以在现代大学以现代学术的方式被传授、研究，但与此同时，大学的体制对这些学问也有严格的规约。

传统的书院教育，或者现在民间的一些读书会，可以花十年时间专注于阅读某部经典，深研不辍，无限推演。但大学教育却不允许这样做，一门课程必须在一个学期内讲完，至多延到两个学期，比如“中国古代史”，通常被划分为上下两门课，这是大学的体制性要求。

现在当我们想要界定古典学，追问什么不是古典学时，争议自然不可避免。如果今天有人说“中国哲学不是中国古典学”，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认为这是对哲学的排斥。

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具有公心的方式去探讨这个问题。当然，我并不天真，认为可以完全排除利益之争，但我们仍然要讲出一个道理来。

我认为，首先应该确立的第一条是尊重现有学科的边界。如果古典学在中国想要真正成立，就不能随意侵犯其他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的领地。古典学不能宣称自己包打天下，这是行不通的，其他学科也不会允许。

反过来说，已经站稳脚跟（well-established）的学科和专业，也没有必要额外再给自己套上一个“古典学”的帽子。例如，中国考古学不是古典学吗？谁敢说不是？中国古文字学不是古典学吗？谁敢说不是？但问题在于，有没有必要把这些成熟的专业加上一顶“古典学”的帽子？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把它们叫做古典学并不会增加它们的学术内涵，反而徒然模糊了它们的学科边界。

假定明天有一个重大考古发现，或者新破解了一个甲骨文，报道说“中国考古学取得重大突破”或“中国古文字学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可以立刻明白大致所指为何；但如果报道说“中国古典学重大发现”，没有人知道说的是什么。

中国哲学的情况同样如此。中国哲学的学术共同体已经非常清楚地界定了中国哲学的范围，如果将中国古代哲学纳入“中国古典学”，只会引发混乱甚至争斗。加一个“中国古典学”的标签，无非是披上一件看似华丽的外衣，并无实质意义。

概言之，过去百余年间已在中国大学中充分体制化的学科，没必要再额外冠以“古典学”的名义，否则不过暴露对本学科的不自信。我们需要用排除法，把这些已有明确边界的领域排除出去。

如果今后真的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中国古典学”学科或院系，它一定不是中国哲学，不是中国文学，不是中国历史学，不是中国考古学，不是中国古文字学，尽管中国古典学可能和所有这些专业都有深刻关系。

当我们试图讨论中国传统学问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关系，不能忘记后者是以西方大学传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本世纪以来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如所周知，最早主要源于中国学界对西方古典学的兴趣。

西方古典学是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学科，一般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核心。近十多年国内关于古典学的所有的讨论和争论，几乎都围绕着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定位和学术进路展开，很少有人争论“中国古典学”的问题。比如我个人历来主张，西方古典学在中国，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不是西方古典学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一主张一直充满争议。相比之下，过去中国古典学的讨论和会议往往非常开放。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要颠倒过来：首先要明确中国古典学的外延，为其划定边界。如果能清楚界定什么是中国古典学，就可以重新思考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定位。以往，我们认为西方古典学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对照之下，再来考虑中国古典学的面貌。我觉得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想，我们有必要咬文嚼字，区分两个概念：一是“中国的古典学研究”（Classical Studies in China），包括中国学者对“非中国古典学”的研究；一是“中国古典学”（Chinese Classics），即关于中国自身传统的古典学。

原先我个人也倾向于在研究国外古典学时保持开放，可以不限于古希腊、古罗马，而是其他例如古埃及、古印度、两河文明的研究都可以纳入进来。这一态度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需要重新讨论。

我越来越觉得，一个无限开放的领域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学科。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建立一个学科，就必须明确它的核心部分是什么。边界可以相对开放，但核心必须清晰，否则学科无法成立，也无法做好。

中国古典学的困境，其实体现了中国传统学问向现代大学体制转化过程的未完成状态。换言之，这一转化还存在重大缺陷。中国传统学问的分类体系——经、史、子、集——向现代大学的院系、学科、专业的转化过程，现在需要重新检讨。

过去百年来，显然，史部的材料基本上对应于大学历史系的研究领域，子部主要转化为哲学系的领域，而集部则大体对应于大学的中文系。缺了什么？经部。如果中国古典学要真正成为一个受尊敬并且有边界的学科，我主张，它应该明确对应中国传统经学。

我个人并不研究经学，因此并不存在专业本位主义的嫌疑，也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角度来发论。我认为，如果从“中国传统学问转化为现代大学人文学体制”的视角来考虑问题，我们今天有理由设想，今后中国大学的人文学部可以有四个核心院系，分别对应中国传统学问的经、史、子、集四部，即古典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语言文学系。这样划分在道理上比较讲得通，至少能够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说明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和边界在哪里。

此外，它也与我们的初心比较一致。我们从来不是为了争抢什么利益蛋糕而做古典学，也不是为了古典学而古典学。回顾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对古典学的兴趣逐渐兴起，其背后隐含的内在冲动，实际上是为了纠正和完善五四以来几代学人对中国传统学问与现代关系的认识。

傅斯年、顾颉刚这一代人对古典的态度是，非常重视古史研究，但却把历史视为材料。我们知道，傅斯年等人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著史，而是为了搜集材料。这种态度把中国古代文明当做沉睡的史料，认为它只有材料价值。经学的缺失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在过去百余年间的一种需要扭转的倾向。

傅斯年（左）、顾颉刚（右）

重复一遍，关键问题在于：中国传统学问如何转化为能够在现代大学中传授和研究的现代学问。如果经、史、子、集对应为四个院系，核心部分很明确，边界则可以开放。

我历来主张打通学科，但前提是尊重学科，而不是抹消学科。如果不这样做，如果古典学不能认清自己的外延、内涵、边界，它就会面临两个可能的前途：最好的前途是无疾而终。大家发现古典学既没有利益，也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最终不了了之。更糟糕的可能是，古典学变成一场不受尊敬的闹剧。每个人都试图争夺它的范畴，问题混乱不清。

另外我想谈一个现实问题：一旦古典学被转化为一个学科或专业，就必然会面临现代大学的教学要求。假设古典学在理想情况下成立一个系，该如何设置课程？招多少学生？配备多少教授？即便增设一个古典学专业，实际问题也会立马出现：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做什么？就业如何解决？如果你做了系主任，这些实际问题远比学术问题更具挑战性。

我认为所有想发展古典学学科的人，至少有两个方面必须认真考虑：现有的学科边界和招生规模。我同时想要纠正我以前的一些想法和说法。过去我可能提过，一个古典学系可以包含“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和“比较古典学”三部分。但我现在明确表示，“比较古典学”没有必要设。因为所谓“比较古典学”是无法直接培植的，它是自然生成的。只有先在中国古典学或西方古典学有了深厚的训练基础，并且对另一领域有浓厚兴趣时，才可能开展比较研究。一开始就奔着“比较古典学”去培养，只会沦为一个可笑的尝试。

同时我现在也比较倾向，在古典学系的建设中，尊重“西方古典学”原有的学科边界，亦即相对集中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研究领域。这并不是说古埃及、古印度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领域在中国大学中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建制，比如考古学、宗教学、南亚学、东方语言文化学，最好不要触碰和改动已有的学科边界。

这样，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中心的研究，包括今天西方古典学的显学即所谓“接受研究”，可以作为古典学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接受研究”，西方古典学实际上已将其学科边界在时间上无限延展到欧洲历史的任一阶段，这是这一学科扩展的方式。曾经西方的古典学系也想过要在空间上扩展研究范围，但是它发现，一扩展就会侵犯其他院系利益。

《十三经注疏》（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明嘉靖时期李元阳福建刻）

对于中国古典学，我也主张需要收缩范围，即以传统经学为核心来建设。传统经学本就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学科，无论是五经还是十三经的建制，都为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划定了相对明确的界限。如果延续这个学术传统，“中国古典学”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学科，在“中国古典学”学科下，可以再分别设立例如“诗经学”“春秋学”“经学史”等具体专业。

一旦核心明确了，边界自然可以相对开放，某些经典文本完全可以根据学科需求适当调整。比如，《论语》《孟子》虽然属于十三经，但从经学的传统来研究它们，与从现代哲学的理路来研究它们是相当不同的，亦即这些经典本身仍然是可以为所有院系学科从不同的学术进路来研究的。就如《史记》虽然属于史部，但也可以作为古典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学系的建设还要考虑到学生培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我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古典学系不可能吸引，因而也不可能招收大量学生。我想，最好的建制方式可能还是类似于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曾经的小规模书院方式。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核心课程历来包括古典学的核心训练，例如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古文字等基础课程，以及古代经典阅读等课程，但学生的未来发展并不局限于古典学本身。多数学生最终会进入其他领域，而不是直接从事古典学研究。因此，古典学的课程设计和培养目标必须服务于更广泛的人文学科，使其成为其他学科能够受益的基础，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

我原本非常赞成古典学无限开放，但这样的“好日子”恐怕已经到头了。如果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缺乏自觉，古典学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辩难纷纭，并且始终无法真正形成一个学科。若如此，我们又何必耗费心力呢？

我一生从不做无意义的事情。我期待中国古典学成为一门高度受尊敬的学科，期待走向“学科化的古典学”的过程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期待“文、史、哲、古”四系相互尊重并相互合作。我想，未来“跨学科的古典学”和“学科化的古典学”应并行共存，以避免学科的僵化，“文、史、哲、古”四系应以开放的跨学科心态交流合作，共同促进中国人文学科的最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