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西方对肯尼亚强行输出民主制度，带来的却是落后、腐败、暴力……

【文/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西方国家自视为民主化的引领者，积极倡导并推动非洲国家的政治改革与民主进程。然而，西方国家在肯尼亚（以下简称“肯”）的干预实践却揭示了这一立场的深刻矛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对肯援助、操纵非政府组织和外交施压，强行输出民主制度，影响了肯民主化进程，导致其国内出现部族主义与政党政治交织、腐败现象严重、冲突与暴力频发、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等制度张力。

首先，本文将通过梳理肯独立以来的民主化过程及现状，揭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预肯民主化进程的本质，重点分析美国在肯推行西式民主化的主要方式。其次，本文聚焦于民主化给肯带来的影响，深入探讨肯民主化引发的制度张力。最后，本文认为，肯需从本土文化入手探索适于自身发展的本土民主。

一、西方国家推动下肯尼亚民主化的过程与现状

自肯尼亚独立以来，西方国家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对肯民主化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的干预、操纵，形成了肯民主化情况与西方国家战略需求密切相关的特征。根据肯民主化进程和西方国家的干预情况，西方国家推动下的肯民主化可分为5个阶段，包括1961年至1964年短暂的两党竞争时期；1964年至1991年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简称“肯盟”）一党制时期；1991年至2002年多党制过渡期；2002年至2013年全国彩虹联盟（National Rainbow Coalition）执政时期；2013至今新宪法下的肯尼亚民主制度时期。

1. 短暂的两党竞争时期（1961年至1964年）

为确保在肯尼亚利益，英国操纵了肯独立前夕的政治局势，塑造了肯独立初期的民主化路径。1961年，英国政府解除了对非洲政党的禁令，肯两大政党“肯盟”和“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简称“肯民盟”）实现合法化。1961年3月肯首届大选中，肯盟以61%的选票和19个议会席位赢得选举，而肯民盟只得到16%的选票和11个议会席位。

考虑到肯盟政治路线较为激进，不利于保护在肯英国农场主的利益，英国在1962年的第二次兰开斯特制宪会议（The Lancaster House conferences）上支持“分权宪法”和“建立肯盟和肯民盟的联合政府”，以限制肯盟的权力。1963年，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Malcolm MacDonald）成为肯尼亚总督，调整了英国对肯政策，认为“既定的对肯政策会使曾主导茅茅起义的基库尤族报复英国”，“肯盟是英国利益的最佳保护者，其赢得独立大选能让基库尤族自由发挥政治才能”， 决定极力避免肯民盟赢得1963年肯尼亚独立选举。

得到英国支持的肯盟最终赢得了1963年独立选举，取消了1962年分权宪法，大力推行集权化。到1964年11月底，肯盟吞并了肯民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任总统，肯尼亚成为了高度集权的一党制国家。

肯尼亚首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 维基百科

2.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一党制时期（1964年至1991年）

独立初期，英国继续强化对肯影响力，巩固了乔莫·肯雅塔的集权政权。在安全领域，英国与肯签署了一系列防务协定，保护亲西方的乔莫·肯雅塔政权稳固。例如，肯政府承诺向英国供应商购买国防装备，还允许英军使用蒙巴萨港，并在肯尼亚山地区开展步兵训练。作为回报，英国为肯军队提供培训和装备，并承诺在发生骚乱或者索马里入侵的情况下提供援助。

在媒体领域，英国与《东非标准报》（East African Standard）编辑肯尼斯·博尔顿 （Kenneth Bolton）联系密切，经常向博尔顿提供材料，要求刊登有关防范共产主义渗透的文章。在经济领域，英国是肯最大的援助伙伴，也是肯最大的进口国。 

在政治领域，英国与多个肯内阁官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括检察总长查尔斯·恩乔恩乔 （Charles Njonjo）、农业部部长布鲁斯·麦肯齐（Bruce McKenzie），还支持他们清除国内亲苏激进派。

例如，1965年4月恩乔恩乔请求英国立即提供军事援助，破坏由激进派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领导的政变。尽管英国并未掌握任何肯即将发生政变的证据，但仍派遣英国皇家海军海神之子号（HMS Albion）在蒙巴萨候命，还安排了一整营的英国军队在亚丁湾基地整装待命。

在情报领域，考虑到乔莫·肯雅塔身体状况不佳，英国密切关注肯总统候选人间的斗争，并通过反颠覆基金（Counter Subversion Fund）资助英国在肯的情报网络，确保英国在肯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渗透肯尼亚以强化其亲西方倾向，吸引该国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服务。在1964年桑给巴尔政变、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转向苏东阵营之后，美国愈发担心东非地区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因而对肯开展了一系列的渗透。

一是针对肯青年开展意识形态渗透，包括为肯青年提供奖学金和赴美留学项目；利用美国之音等媒体传播美国价值观。二是为肯保守派提供财政、情报等方面的秘密援助，帮助其清除奥廷加等亲苏激进派。三是在肯组织并资助了和平与自由文化组织（the Peace with Freedom cultural organisation），以联系肯雅塔教育学院（Jomo Kenyatta Educational Institute）、东非出版社（the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等有反共色彩的文化机构。

此外，面对急剧恶化的周边安全环境，肯积极寻求外部安全援助，美国成为肯主要的军事伙伴。1976年8月，肯与美国签订了一份价值7500万美元的协议，这是肯与英国以外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份主要防务协议。肯接纳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为美国海军提供蒙巴萨港的通行通道。

作为回报，美国提供先进的军事装备、训练和援助，包括6500万美元的贷款，可用于购买12架新的诺斯罗普F-5战斗机，为肯尼亚空军提供更好的拦截能力。

1978年乔莫·肯雅塔去世后，西方国家依据冷战情况变化对肯民主化进程先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第一，延续了亲西方外交路线的继任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暴力清除异己政治力量、发展恩庇政治、纵容腐败，还通过颁布1982年第7号《宪法（修正案）法》，成为法律上的一党制国家，使肯盟成为唯一合法的政党。 对此，英美考虑到苏联在东非地区的扩张态势，以及肯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选择继续支持莫伊政权。

第二，80年代末期冷战形势剧变，肯成为英美地缘政治的边缘。一方面，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国际社会逐渐步入后冷战时代，肯尼亚的反共立场失去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国在中东地区获得了军事基地，肯尼亚的战略重要性丧失。

因此，面对肯国内日益高涨的多党制政治改革要求，英美开始向莫伊政府施压，将政治改革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援助的条件。在此背景下，没有英美支持的莫伊政府难以抵抗国内的暴力反抗，于1991年12月3日宣布将该国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但由于反对派严重分裂，肯盟和莫伊赢得了大选。

肯尼亚前总统莫伊（1924-2020）于2004年在肯尼亚内罗毕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新华社

3. 多党制过渡期（1991年至2002年）

90年代初肯尼亚实行多党制后，美国对其政治改革的压力有所减弱，两国经贸关系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下迅速发展。1993年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入主白宫后调整对非政策，谋求与非洲国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强调美非贸易互利。其中，肯尼亚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批获准向美国免关税、免配额出口纺织品服装的国家。

90年代末，随着非洲恐怖组织日益活跃，肯成为美满足全球反恐战略诉求的关键伙伴，莫伊政府的统治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冷战结束之初，由于非洲战略价值下降、肯反对派力量弱小且四分五裂，西方国家对肯反对派的支持仅停留在口头上，几乎放弃对肯政治开展实质性干预。

然而，自1998年美国内罗毕大使馆遭遇恐怖袭击后，美肯安全合作日益紧密，间接巩固了莫伊的独裁统治，助长了官僚阶层的腐败。自1998年美国内罗毕大使馆遇袭后，美国对肯战略的核心从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转向了维护美国安全利益。美国向肯提供了大量反恐援助，并于1999年和2000年多次与肯举行联合演习，代替英国成为肯最大的安全盟友。

9·11事件后，美肯安全合作进一步加深，莫伊成为首批签署“反恐战争”协议的非洲领导人之一，允许西方国家在蒙巴萨部署军舰，以支持阿富汗战争。实际上，莫伊将很大一部分美国军事援助用于镇压国内异己力量，维护忠于自己的贪腐网络。比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反抗土地剥夺的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遭到警察暴打；勇敢地批评政府行径的约翰·凯泽神父（John Kaiser）惨遭谋杀。

4. 全国彩虹联盟执政时期（2002年至2013年）

2002年大选后，肯国内政治情况仍未好转，导致英肯关系下滑，而美肯两国则进一步密切反恐合作，强化了肯政权的腐败统治。

第一，2002年、2007年的大选未改善肯国内的政治情况。2002年大选中肯反对派吸取前两次选举失败的教训，把握住莫伊退休的机会，团结起来组成全国彩虹联盟，推举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为总统，赢得了2002年大选，正式结束了自1964年以来肯盟一党独大的局面。

然而，全国彩虹联盟及齐贝吉借反腐名义，大量罢免莫伊政府扶持的基库尤人官僚，并任命亲齐贝吉派力量接管官僚腐败运作体系。肯盟议员毛卡·马奥尔（Maoka Maore）在2004年4月评价全国彩虹联盟称：“一些人不愿意谈论当下的贪腐，却对于往昔的腐败紧盯不放”。

2007年肯再次迎来大选，齐贝吉的舞弊行为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抗议。在国际社会的调节下，民族团结党和橙色民主运动组成联合政府，齐贝吉任总统，拉伊拉·奥廷加（Raila Amolo Odinga）任副总统，一些橙色民主运动党员加入内阁。

理论上，两党共同执政有利于形成政治牵制力，改善肯尼亚持续了40多年的腐败和暴力，但实际上，2007年两党的权力分享仅意味着“处于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的权力重新定位”， 并未使肯政治改观，依然充斥着腐败、暗杀、族群沙文主义和诸多反人权行为。

第二，肯严重的腐败情况导致英肯关系下滑。肯媒体大量曝光了齐贝吉政府的腐败丑闻，发现政府支付巨额资金给多家压根就不存在的公司。由于这些腐败丑闻，英国布莱尔政府援助肯的政策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英国高级专员爱德华·克莱（Edward Clay）称：“英国政府这一行为就像是呕吐到我鞋子上一样恶心，”“齐贝吉的20起重大贪腐案件中有一半与安全援助有关，总价值超过400亿肯尼亚先令。”

因此，布莱尔政府不得不缩减对肯援助，直接导致了英肯关系下滑。齐贝吉政府认为，“英国的利益在肯雅塔政府和莫伊政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英国之所以把矛头指向全国彩虹联盟，是因为我们拒绝听从命令。”

第三，美国将肯视为东非的支柱国家、美国地区安全倡议的中心，不顾安全援助给肯带来的腐败与暴力，继续强化美肯关系以支持反恐战争。一方面，肯允许联邦调查局在海岸省搜查基地组织嫌疑人、在拉穆建立小型美军基地，另一方面，齐贝吉政府得到了大量安全援助，并利用美国为其安全部队提供免费培训。据2010年维基解密曝光的美国政府内部通信称：“美国政府十分清楚肯政府的腐败行为，但却对此视而不见。”

5. 新宪法下的肯尼亚民主制度（2013至今）

2010年肯新宪法突出了对人权保护的重视，并进一步明确了总统、总理和议会的设置与权力，为2013年肯大选带来了和平。但由于该宪法并未根本解决“西方民主制度水土不服”问题，因此其长期效果有待观察。

例如，2017年8月8日，拉伊拉·奥廷加拒绝承认总统选举结果，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反对乌胡鲁·肯雅塔胜选。9月1日，最高法院通过四比二的多数裁定乌胡鲁·肯雅塔胜选无效，要求选举委员会在60天内重新组织总统选举。这是肯尼亚和非洲历史上最高法院第一次否决总统选举结果，引发巨大争议。

在第二次选举中，肯雅塔获得748多万张选票，得票率达98.27%。该结果符合《肯尼亚2010年宪法》第138条第4款规定的门槛，即总统候选人只要获取有效投票的50%以上，以及在全国一半以上的郡县（24个）获得至少25%的选票，就可以宣布胜选。10月30日，选举委员会宣布乌胡鲁·肯雅塔胜选。

再如，虽然2022年肯大选相对平稳，但是大选后爆发了多轮反政府抗议。2023年7月7日，肯民众针对鲁托（William Samoei Ruto）的新财政法案发起游行示威，强烈要求鲁托兑现“降低肯尼亚人生活成本、提升生活质量”的竞选承诺。在反对党联盟的鼓动下，抗议活动烈度不断提升，爆发多起打砸抢事件，包括2023年8月3日，肯基安布郡一中资企业的项目工地遭到歹徒持械抢劫，致一名中国公民受伤，110万肯尼亚先令（约合人民币5.53万元）现金和护照被抢。

二、美国在肯尼亚推行西式民主化的方式

作为影响肯尼亚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外部力量，美国主要通过经济与军事援助、教育援助、支持非政府组织、外交施压等方式干预、诱导肯尼亚民主化向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1. 经济与军事援助

美国依据自身战略目标提供有条件的对肯援助，塑造肯的民主化方向。一方面，为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美国不顾肯的政治情况提供大量安全援助。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考虑到苏联可能在中东地区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希望在非洲之角和东非这一近邻波斯湾的地区寻求军事基地和盟友。因而，美国不顾肯国内混乱的政治情况，于1980年和肯签署了《设施使用协定》（Facilities Access Agreement），美军获得使用肯境内三个机场和蒙巴萨海港的权利，肯则得到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再如，为推行反恐战略，尽管肯国内的腐败饱受国际社会批评，但美仍持续增加在肯安全资金投入，并将肯囊括在多项非洲的军事合作和援助计划之内，包括“非洲应急行动训练援助计划”（African Contingency Operations Training and Assistance Program）、“非洲合作驻扎计划”（African Partnership Station）和“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项目（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等。

另一方面，当肯的战略价值下降时，美倾向于通过批评肯人权问题以缩减援助。例如，冷战结束之初，肯战略重要性下降，美国前驻肯大使史密斯·亨普斯通（Smith Hempstone）在多党制民主、人权改善等问题上激烈批评肯总统莫伊，敦促其进行改革。亨普斯通在阐述老布什政府的民主政策时，强调现在的美国政府将只会援助那些在民主体系、人权和多党制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国家。 

再如，在2005年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支持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并警告称如果肯继续发生人权问题，将暂停向肯提供约1500万美元的援助。

2. 教育援助

美国通过教育援助影响青年群体，着力培养亲美的“新精英”。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务院和肯尼迪基金会（Kennedy Foundation）就制定了“空运”（airlift）计划，通过向肯提供高额留学奖学金来培养肯青年对西方文化的兴趣。由于当时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较少，因此赴美留学回国的肯青年几乎都进入到肯的政府系统工作。

当前，针对从小学到大学的肯青年，美国际开发署制定了不同的教育援助计划。例如，美国际开发署与教育部合作，在肯每所公立小学和1500多所低成本私立学校实施“我们读吧”低年级阅读计划（Tusome），培训了77000名教师，提供了超过2600万本教科书和学习材料。

再如，为培养非洲青年领导人，美推出非洲青年领袖倡议（Young African Leaders Initiative）。其包括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Mandela Washington Fellowship）、青年领袖培训、在线课程和论坛三个项目，学习内容涉及管理、技能、领导力等多个方面。

又如，“赋权青年”项目（USAID Empowered Youth）通过创办美国国际开发署赋权青年组织（USAID POWERED YOUTH），为青年创业者、青年雇主提供培训或小额赠款，以支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创立于2014年的曼德拉华盛顿奖学金刚刚迎来了10周年

3. 支持非政府组织

一方面，美国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在肯推动公民社会运动的发展，涵盖了从法律援助到选举支持、从人权教育到工会运动等多个领域。

例如，哈佛法学院于1985年设立了“人权计划”，旨在推动该校国际人权工作，并与国内外各种人权组织建立联系。该计划的负责人兼创始成员之一亨利·施泰纳（Henry Steiner）对肯尼亚的人权运动特别感兴趣，并积极向肯尼亚活跃在人权运动中的律师提供支持。此外，哈佛法学院还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了第二家正式的社会民主组织，即肯尼亚人权委员会（KHRC），其五位创始成员中有三人来自美国。

另一方面，美国利用智库、媒体等渠道批评、指责肯人权情况，试图转变肯政治发展路径。例如，美国资助人权观察理事会（The Human Rights Watch Council）针对肯的人权情况撰写《2023年肯尼亚人权报告》（World Report 2023: Kenya），明确指出了肯政府种种反人权行为，包括警察虐待、马林迪万人坑、问责制的挑战、难民权力等。 

再如，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报告《肯尼亚危机表明非洲贫困、腐败和债务紧迫性》（Kenya’s Crisis Shows the Urgency of African Poverty, Corruption, Debt）指出，“腐败几乎存在于（肯）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街头的警察到政府部门的公共采购行为。在肯尼亚47亿美元的铁路建设过程中，发生了多起贿赂、裙带关系和敲诈勒索的报告。”

4. 外交施压

美国对肯民主化进行外交施压的方式通常为警告或惩罚。就警告而言，美国政府通过外交会谈、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和渠道表达对肯民主情况的不满或期望，要求肯政府改革。

例如，在2007年至2008年选举后的危机期间，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和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明确表示了对肯领导人停止暴力、恢复民主进程的期望。赖斯特别强调了权力分担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现选举和宪法改革的关键步骤。 此外，美国驻肯尼亚大使也敦促肯领导人与反对派达成权力共享协议，否则将影响美国在该国的利益。

再如，2024年8月8日，拜登谴责肯政府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处理，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打击侵犯人权的行为。 就惩罚而言，2008年1月底，肯选举暴力有长期化趋势，美国将多名涉嫌煽动骚乱的政客列入旅行禁令或禁止进入美国国境。

三、肯尼亚民主化带来的制度张力

西方国家将西式民主强加给肯尼亚，忽视了西式民主制度与肯尼亚文化、政治情况不符的现实情况，导致肯尼亚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包括部族主义与政党政治交织、腐败、冲突与暴力、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等。

1. 部族主义与政党政治交织

美西方政党制度与肯族群文化相矛盾。由于肯传统文化强调集体身份建立在血缘联系之上，而西方政党理论则重视广泛的代表性，因而西方政党制度并不适应肯本土族群文化，导致肯各政党代表着不同族群的利益。

例如，1960年肯盟代表着占肯总人数五分之一的基库尤族利益，而肯民盟的目标是捍卫“卡马图萨”四个族群的利益，包括卡伦津（Kalenjin）、马赛（Maasai）、图卡纳（Turkana）和萨穆布卢（Samburu）。

肯尼亚人口最多的民族基库尤人 维基百科

肯政党族群化为肯政治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第一，赢得选举的政党大力扶植本族群力量，导致政府官僚机构族群化。例如，在乔莫·肯雅塔执政时期肯内阁成了基库尤人和来自肯尼亚山的恩布（Embu）和梅鲁（Meru）族的“领地”。到1971年11月，这三个族群占据了22个内阁席位中的9个，还占据了国防、外交、财政和经济计划、地方治理、农业、土地和安置以及检察总长等政府关键职务。据统计，在肯省级政府中，有一半的省级专员都是基库尤人；在文职官员系统中，薪酬最高的222名非洲官员中，近一半是基库尤人。 

第二，党争与族群斗争交织。由于每任政府倾向于提拔本部族领导干部，因此新政党执政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现有政府中的领导干部更换为本部族公务员。例如，莫伊执政后采取多种手段排挤基库尤族势力，包括支持其在裂谷省最为坚定的支持者亨利·科斯基（Henry Kosgey）顶替肯雅塔盟友塞罗尼（Jean Marie Seroney）的议会席位；赏赐内阁职务给新宣誓效忠于莫伊的肯雅塔前盟友鲁比亚（Charles Rubia)、齐贝吉和恩乔恩乔；排挤肯雅塔政府时期的省级专员，如海岸省专员、肯雅塔的关键盟友艾利乌德·马希胡（Eliud Mahihu）于1980年5月被贬为肯尼亚茶叶局主席。

第三，将私营经济部门奖励给效忠者或同族群官员。例如，肯雅塔前密友恩金加·卡鲁梅（Njenga Karume），决心撇清自己以往的关系，不断发表声明支持莫伊。在卡鲁梅与基马尼（Kimani Waiyaki）关于农业工业控股公司的竞争中，莫伊选择支持卡鲁梅，并警告基马尼 “应当回去歇歇了” 。再如，1981年年初，罗荷东非分公司委任卡伦金人马克·阿拉普·图 （Mark Arap Too）取代了与基库尤当权派关系密切的乌迪·盖卡加（Udi Gecaga）的董事局主席和行政总裁职务。

2. 腐败

精英政治是肯腐败的根源。为巩固对肯影响力，西方国家培育了一批肯统治精英，并默许他们以腐败的形式强化政治力量。因此，肯腐败形成了两大特点。

一是自上而下的腐败。很多肯政府高层利用职务便利实施走私、贩毒等犯罪或直接收受他人贿赂。例如，1974年乌干达基本商品紧缺，价格飞涨，肯副总统命令尼扬扎省专员利用石油油槽车走私大米。对此，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高级经理丹·斯图尔特（Dan Stewart）称，肯副总统涉嫌向乌干达走私玉米和食盐，其规模之大，以至于肯国内这两种商品出现严重紧缺。

再如，2004年肯爆出“安格鲁租赁公司丑闻”，时任副总统穆迪·阿沃里（Moody Awori）、司法部长基拉伊图·穆伦吉（Kiraitu Murungi）和国防部长克里斯·穆伦嘎鲁 （Chris Murungaru）等多位政府高官涉嫌贪污，其中一起贪污案件总金额高达10亿美元。

二是与西方国家勾结的腐败。例如，在肯独立之初的土地移交计划中，政府从英国贷款，购买欧洲移民在肯的土地，再将这些土地低价卖给乔莫·肯雅塔的盟友，形成恩庇网络。

再如，2016年肯田径协会前雇员的电子邮件记录、信件、银行记录及费用清单被曝光。其中提及为获得肯尼亚长跑运动员的代言权，美国耐克公司（Nike）贿赂肯政府官员，向肯“国家长跑运动员协会”（Kenya’s athletics federation）支付数十万美元的专家酬谢金、以及一笔50万美元的一次性“承诺奖金”。

肯尼亚运动员切贝特打破女子万米世界纪录 世界田联官网

3. 冲突与暴力

在肯尼亚，由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引发的冲突与暴力有三类。第一，选举暴力。自肯实施民主选举制度以来，几乎每次选举活动都会引发暴力抗议，其中，2007年选举引发的暴力事件对社会和人民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齐贝吉胜选后，反对派声称掌握了齐贝吉大选舞弊的证据，在全国多地挑起暴力事件。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1133名肯尼亚人被杀，数千名妇女遭到强奸，大量财产遭到损坏，5万余人流离失所。特别是在埃尔多雷特及其周边地区，抗议者将此次大选结果与族群仇恨挂钩，大肆屠杀基库尤族人，在大选结果宣布后的5天内杀害了90人。

第二，政党族群化引发暴力冲突。由于肯政党仅代表本族群利益，因而政党斗争常引起族群间冲突。例如，1969年姆博亚被刺后，南迪山区（Nandi Hills）的卡伦津族政客打算利用当时政治的强烈族群特性，在多族群聚居的裂谷省西部挑起族群矛盾。

他们利用该地区卡伦津族对基库尤族的不满，鼓动卡伦津族发表了《南迪山宣言》（Nandi Hills Declaration），宣布 “南迪地区属于南迪族；任何在这一地区耕作的非南迪族的个人、企业或者公司，都只是临时租客，必须遵照南迪人的意愿”。这一宣言引发了基库尤族严重的暴力反抗。

第三，政治清洗。为巩固统治，肯执政党经常使用暗杀等方式清除反对力量。例如，乔莫·肯雅塔的反对者卡里乌基多次公开批评政府政策，得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崇拜。1975年3月，卡里乌基因一起爆炸案被警察带走后枪杀。再如，2017年肯大选投票前夕，选举委员会官员克里斯·穆桑多（Chris Msando）因了解大选舞弊的“真相”而被杀害。

4. 经济与社会发展滞后

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狭隘的政党和族群利益主导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均，进而诱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第一，高贫困率。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统计，2022年，三分之一的肯尼亚人（1590万人）处于经济贫困状态；一半的肯尼亚人（2340万人，其中1170万人是儿童）处于多维贫困状态，无法获得医疗保健、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营养和住房等基本服务；儿童多维贫困率为52.5%。

同时，据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统计，肯不到 0.1% 的人口（8300人）拥有的财富比底层99.9%的人（超过4400 万人）拥有更多。肯最富有的10%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的23倍。

第二，基础设施落后。例如，因道路排水系统老化，2024年4月肯暴雨引发洪灾，导致至少120人丧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肯每年都需要近40亿美元的持续支出才能满足该国的基础设施需求。

第三，债务问题严重。据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限公司（CEIC）统计，截至2024年3月，肯尼亚政府债务总额788.96亿美元，接近于肯2023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999.4亿美元。 第四，环境治理不善。例如，根据2020年全球空气状况报告，仅在2019年，环境空气污染就导致肯约 5,000 人过早死亡。

过去十年间肯尼亚的政府债务一路走高 CEIC Data

四、结语

自独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参与肯尼亚的政治进程，以推动民主的名义利用援助、外交等手段维护自身在肯的影响力和利益，人为塑造了肯民主化历程，引发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水土不服”，给肯带来诸多制度张力。

首先，西方国家从自身战略目标出发，通过支持亲西方政党来塑造肯政治结构，培养了一大批肯政治精英，引发了结构性腐败。这些政党将西方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作为政治权力的来源，用族群的支持论证政治合法性，最终形成了“对外依附，对内恩庇”的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

其次，西方国家通过外交施压将西方式民主制度强加于肯，阻碍了肯探索自身民主道路，使肯陷入“选举与动荡”的恶性循环。“逢选必乱”与“政党间暴力”的特点已经证明了肯需探索一条适合本土情况的民主道路。

然而，西方国家却声称实行多党制和民主选举能为肯带来真正的和平与民主，强迫肯按照其设定的一系列标准和条件发展民主政治，否则将通过外交、经济等途径惩罚肯政府，使肯长期因政治斗争陷于冲突与暴力中。

最后，西方对肯长期地全方位地民主输出、渗透使肯政府无法专注于发展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高贫困率、基础设施落后、债务高企等。

综上所述，为自身利益诉求，西方国家通过强加西方民主制度中断了肯尼亚民主化的自然进程，制约了肯探索适于自身发展的本土民主，引发了严重的制度张力。对此，西方国家应关注肯实际情况，重视肯人民的实际需求与声音，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肯提供有益于其发展的民主模式。

同时，肯政府也应深挖本国政治文化，在尊重本土文化与历史的基础上，寻求更为可持续和有效的改革路径。比如，肯政府可宣扬“哈兰贝”（Harambee）精神（所有人齐心协力——编者注），提倡团结、共享、互助，塑造出崇尚集体利益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