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戈德曼：特朗普必须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这会如何影响中国？-大卫·保罗·戈德曼

【文/大卫·戈德曼，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外界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可能想要做的事情上——却不够关注他（或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必须要做的事情。

过去30年来，长期性的贸易赤字让美国在世界进口需求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高份额。美国通过出售资产（近年来主要是公司股票）来为每年高达上万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融资。有人可能会说，特朗普过于强调美国的贸易赤字，或者他所偏好的解决方案（即关税）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但一件不可持续的事情必然迎来终结。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会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80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对应了日本、中国和德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美直接出口从2007年的占GDP份额8%下降到去年仅占2.3%（按美元计算）。如今，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出口超过了对所有发达国家出口的总和，但很大一部份中国对南方国家出口又依存于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

美国拥有上述国家中最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纵轴为2023年数据，单位：十亿美元。 作者供图，下同

美国的对外净投资头寸（net foreign investment position）是指美国人拥有的外国资产与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之间的差额，该数字目前为负24万亿美元，而特朗普卸任时还是负18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联邦债务已增长至35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GDP。这两个趋势都反映了拜登政府通过借钱刺激消费、引发海量进口的失败政策。在拜登任内，美国的对外净投资头寸数额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

美国的对外净投资头寸（蓝线）与联邦政府债务（红线）的历年变化图。单位：均为万亿美元。

美国消费者一直以来都是全球需求的主要提供者。无论谁入主白宫，这都是不可持续的。过去几年来，美国主要通过向全世界出售股票来弥补自身的贸易赤字。外国官方机构在2012年停止增持美国国债。自2020年以来，大部分新增的联邦债务的资金都来自美国金融机构，这是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安排。美国股市的下跌可能会降低美国资产对外国人的吸引力，而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可能永远为一个相当于GDP份额6%的政府赤字买单。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经季节调整后，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出口额（蓝线）与美国从全球南方国家（排除中国）的进口额（红线）对比图。单位：百万美元/月。

如上所述，中国对美国市场的直接依赖已经大幅降低，中国的出口已经转向全球南方国家，但中国对美国市场的间接依赖依然很大。图表显示，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出口从每月约600亿美元增至每月1200亿美元，增幅惊人。但与此同时，美国从全球南方的进口也从2020年的每月约40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每月约800亿美元，相当一部分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出口依存于全球南方对美国的出口。越南的案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其对美出口占到越南自身GDP的四分之一，而印尼和巴西的案例则相对不够明显。

各国对美国出口占本国GDP份额的历年变化，深蓝色虚线为越南，深绿为巴西、浅蓝色虚线为印尼。

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将如何减少贸易赤字。如果特朗普像他在竞选期间暗示的那样征收高额关税，美国的物价会上涨、消费会一蹶不振。征收关税的全部目标就是要提高国内价格以刺激国内生产。美国需求的萎缩反过来会压抑欧洲、日本和全球南方的经济增长，中国同样会受到影响。根据笔者的计算，美国现在大部分的资本品都是进口的。如果关税提高了资本品的价格，对投资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超过价格上涨给国内制造商带来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中国的经济增速都会下降，尽管国内刺激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在不减缓经济增速的前提下降低美国对进口的依赖？过去十年里，个人消费支出贡献了84%的美国GDP增长份额。美国已经经历了一轮消费繁荣与投资萧条，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按实际价值计算，美国制造业设备的资本存量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的零售额与进口额（均显示为平减序列）的走势是同步的，每一次消费增长都对应了进口的增长。

美国最新零售销售及食品服务（蓝线，对应右侧纵轴，单位：百万，1982-198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的美元）与实际货物进口（绿色虚线，对应左侧纵轴，单位：十亿，2017年连锁美元）对比图。 数据来源：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将部分海外生产转移到美国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曾多次邀请包括中国电动车企业在内的海外生产商在美国建厂，为美国市场生产产品。这在部分程度上算是个解决方案，但实施起来十分棘手。拜登政府为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供了巨额补贴，由此引发的建厂热潮却因缺乏合格人才、设备与基础设施而导致了2022-2023年这一年间，美国新建工业厂房的成本上升30%。（特朗普也可能坚持要求中企在美生产的电动汽车必须使用美国芯片？）

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制造业文化。波音和英特尔等曾经伟大的制造企业已经多次遭遇失败，但不应该低估美国的适应能力。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建厂之前，也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生产汽车。但任何美国制造业的复苏都需要时间，美联储统计的工业生产指数在2008年达到106的峰值，如今仅为99。美国需要重建基础设施，培养熟练的技术人才与新一代工业企业家。

中国可能会同意购买更多美国产品，比如碳氢化合物与农产品，正如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提出的那样。特朗普曾反复声称，中国“未能履行”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如果他再次把这个条件摆上谈判桌，对中国来说明智之举是选择接受。无论囤积美国大豆的成本是多少，都会比其它选择便宜得多。但最有可能发生的是美国对来自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进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

美国依然在某些科技领域占据优势，未来将继续对半导体设备与开发工具等实施出口管制。美国的分析人士越来越怀疑这项政策的效果，但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不允许放松出口管制的可能性出现。

与欧洲和日本一样，中国将不得不适应美国对其工业制成品需求的减少。拥有70亿人口的全球南方也对工业制成品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挑战与机遇并存。如前所述，中国对全球南方出口取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为了实现其增长潜力，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缺乏基础设施和技术，还包括治理不善和政治上的挑战。相比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培养内生增长模式。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的出口产业促进了其贸易伙伴的长期生产力提升。电信领域的基础设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吸纳了全球60%的劳动力。这些人不纳税，很少获得政府提供的服务，大多数都无法获得银行业务。移动宽带为创办企业、实现正规化就业与融入金融体系方面提供了支持。与实体领域的情况一样，数字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能够为提高生产力和治理水平做出巨大贡献。并非所有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都能带来如此巨大的收益，中国今后将不得不谨慎地选择投资点。

西方经济学家呼吁中国效仿拜登政府的做法，通过扩大债务来刺激消费。这可能会暂时提高产出，但并不能构成长期性的解决方案。根本的问题在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包括中国）都缺少年轻人。除非能扭转目前的人口趋势，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只有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年轻人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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